隊裡的年輕人較多，男女各半，都應該算是“回鄉知青”，“學曆”有的比我高，有的比我低，但講起話來大多數水平實在令人“不敢恭維”，而且幾乎都“出口成髒”，真要考究的話每一句話都不敢聽了，更“絕”的是大多數女青年也一樣，把“那活兒”挂在嘴上“臉不改色心不跳”，一點都不覺得害臊。
我同他們幾乎沒有什麼“共同語言”，“業餘活動”也走不到一塊，這些青年隻會打撲克，講下流話，晚上去偷雞摸狗。
開玩笑也隻能開一些低級趣味的話題。
有一次有個素不相識的人突然叫我一聲“舅舅”，我一愣，正想着他是誰呢，旁邊的人都笑了，說我“至少有一個姐妹”是他爸爸的“老婆”或情婦，不然他怎麼叫我“舅舅”呢？這種“笑話”他們天天開着，但我卻永遠笑不出來。
他們與人交談的時候喜歡用“你爸”代替“我”，包括對自己的家人，經常出笑話他們也渾然不知。
平時講話時三句話至少就有一句“三字經”“國罵”，但閩南人的“國罵”更粗野，更難聽。
有人甚至說聽他們開口講話時要是不帶粗話今天就有晦氣了。
這裡的社員們最喜歡用人們的“姓”來開玩笑，據說姓黃的是“牛”，姓楊的是“羊”，姓侯和姓劉的都是“猴子”，姓陳和姓潘的是“狗”，姓林和姓李的是“豬”（後面這幾個動物怎麼跟姓氏攀上關系，我一直沒弄明白，社員們也說不清楚緣故），等等。
誰講話時不小心，比如我講故事時要是說到“豬八戒”，他們便笑得死去活來，說我“忘了自己的祖宗”。
這種玩笑偶爾聽一次還可以，天天開這類玩笑就沒有什麼“味道”了。
但他們樂此不疲，并把不懂得或者不介意開這種玩笑的人們看作是“傻瓜”、“笨蛋”。
有一次我在田裡心血來潮竟對着他們大講“科學種田”，不知不覺講到美國的現代化農業，言語之間不乏贊美之詞，幾個敏感的青年說我“宣傳、美化美帝國主義”，是“現行反革命言論”，準備就在田頭“批判”我。
我利用上廁所（我從來不敢象當地人那樣随便蹲在田裡“方便”）的時機溜掉，又逃過一劫。
“逃亡”的路上，我想了很多很多，思緒萬千，可憐自己的“對牛彈琴”，更加可憐的是這些聽我“彈琴”的“牛”——比牛還可憐！如果全國的年輕人都是這樣的，這個社會還有希望嗎？
在樂西村最邊遠的“赤古潭”（每年都要吞噬掉幾個年輕人的生命！）上的懸崖邊坐了整整一個晚上後，我回隊自告奮勇向隊長要求去參加修建水庫，得到“恩準”。
幾天以後回來，風平浪靜，這些青年也“健忘”，不再提起“反革命言論”的事了（後來我才知道，隊裡有一個同齡人暗中一直在幫着我）。
但另一件事接着又發生了：
我媽媽每天3點就起床“磨番薯”，大約天亮時可以磨出十幾斤番薯漿，用竹蘿和布袋濾出澱粉，上面的渣就是大家一天三頓的食糧了——早晨吃的是“薯渣糊”，中午是“薯渣飯”，晚上向一個磨豆腐的鄰居要點下腳料就可以“享受”豆腐渣和番薯渣合做的“雙渣飯”了。
吃這種薯渣是真正的“白吃”——一分錢也不用花，因為把濾出的澱粉曬幹賣掉剛好又可以買來足夠“制造”這些澱粉的番薯了。
母親用她每天早晨辛勤的勞動不但換來全家的一日三餐，還經常“施舍”同樣貧窮的鄰居們，甚至包括一個經常偷雞摸狗的小偷。
隊裡有一個單身漢、孤兒，從小就沒有父母，三十幾歲還不能“成家立業”，有時中午懶得煮飯，睡一覺就餓着肚子“出工”。
我母親看他可憐，常常叫他來“白吃”，吃完走人，從來不曾聽他說一句“謝謝”或類似的話。
這一天他剛從我家吃了“薯渣飯”出門，迎頭碰上同隊兩個無賴——一個綽号叫做“臭頭痞”，一個綽号叫做“漢奸”，也就是前不久一直叫嚷要“批判”我的那幾個青年其中的兩個，問他“跑到四類分子家去幹什麼？”他如實回答了。
當天下午，大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廣播：“階級鬥争新動向！四類分子家屬×××（我媽媽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