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了——你太瘦了，當局如果批準你出國的話，肯定有損社會主義的光輝形象，外國人以為中國人沒有飯吃才都這麼瘦！”
我們跟着陳柏霖起哄：“有道理！謝從現在開始，每頓至少吃三碗米飯，加上大魚大肉，把自己養胖了公安局馬上批準你出國！”
不久以後謝如明真的被準許出國定居了，我們還是開玩笑說他是聽了我們的話“吃胖了”的原因。
林霍金同我成了忘年交，他閱曆豐富，對人情世故看的很透徹，辦事穩妥，能力非凡，曾經也是個“老革命”，我詢問他的過去，為什麼現在成了個“地下黑工廠”的“推銷員”，他說：“我在五十年代初那時候參加‘土改運動’，也是滿腔熱情地投入進去，以為天下的老百姓從此可以‘翻身做主人’了。
後來發生的一件事讓我終生難忘——我們那隊長是山東人，有一天他老婆帶着孩子千裡迢迢來找他，他事先給我們說‘有情況’，下午有特務要來搞破壞，‘你們一見到人就通通打死，不必考慮太多’。
我們荷槍實彈地埋伏在路口，一會兒果然有聲響，我一看怎麼是一個女人還帶着孩子，這能是敵人嗎？正猶豫間，旁邊幾個人說‘管她呢，隊長說打死就打死，又不要賠償’，幾聲槍響，女人和孩子倒在血泊裡。
隊長聞聲跑來，抱着兩人哭着說‘是我的老婆跟兒子，你們怎麼把他們打死了？’把開槍的幾個人捆綁起來審問，都說是‘誤打’，後來不了了之。
過了不久，隊長同本地一個長得極其标緻的女孩子結婚——原來他早就與那女孩子交往了。
我覺得這種‘革命’太恐怖了，找到一個機會溜之大吉，那隊長說我是‘叛徒’，還揚言說抓到我要槍斃。
所有我隻能四處流浪，不敢回家了。
”
有一次我同林霍金出差到福州，看到街道上橫挂着大幅标語“把批林批孔運動深入持久地開展貫徹下去”，霍金說：“謝天謝地，又一個運動結束了。
”
化工廠雖然名義上有三個銷售人員，業務其實主要是林霍金做的，侯做生意的能力比他差了許多，陳堅國隻會誇誇其談，不會做生意，經常對我說哪裡要多少貨，要我為他備貨，過了幾個月又編出許多故事說是人家不要貨了，耽誤了不少業務，氣得侯司令和林霍金直罵娘。
陳不知道我對他已經不信任，還經常要教我一些“社會經驗”，說他當過大隊文書，“見識很廣”，社員們找他蓋公章時，他每一次都會索要五毛錢，一個月就有幾十塊的收入，幾年下來從不被發現，這充分證明他“聰明絕頂”，因為他索賄很有技巧；他還告訴我：跟人家約會如果準時到，會被人看做傻瓜。
不能準時赴約，說明你“很忙”，是專門騰出時間來同大家見面的——這讓我想起第一次跟他見面時的情景。
我在做實驗的時候，他都喜歡來湊熱鬧，看我怎麼做，問東問西，一碰上難題他就說：“要是榮發師在就好了。
”有一次侯司令禁不住問他：“你常常講榮發師在就有辦法，這榮發師是何方神聖你介紹給我們認識好嗎？”
不久以後，榮發師在我們的千呼萬喚下終于來了——一個農村的木匠，技術确實不錯，很會說話，喜歡講故事，家事國事天下事樣樣都會講。
他經常到陳堅國的老家做木工，村裡人對他的技術和口才佩服得五體投地——不管遇上什麼事，隻要他在就有辦法，難怪陳這麼崇拜他。
我想，中國的農民為什麼那麼信神，拜神拜得那麼起勁，原來就這麼回事——在中國搞個人崇拜實在是太容易了！
1976年，中國政壇劇烈震蕩，我們“躲”在“世外桃源”裡，看風雲變幻，評說政治人物的功過，反正“天高皇帝遠”，背後罵罵“皇帝”也無人“揭發”，倒也自得其樂。
“工廠”的生意受交通不便的影響，有些下降，我倒是有更多的時間看書、做實驗了。
有一天劉青松突然告訴我一個“天大的秘密”——清華大學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