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告訴我黃丹萍的爸爸調動到縣二中教英語，他們全家租借在中學外面一個農戶家裡。
又聽說丹萍已經嫁給一個香港的闊佬，那闊佬是個吃喝玩樂嫖賭飲五毒俱全的家夥，結婚不到一個月就露出真面目，每次喝了酒或者賭輸了錢就回家打丹萍出氣，丹萍有幾次自殺未遂，每一次都被人搶救過來了。
我連夜去到黃家，先到黃老師的房間裡向黃老師道歉：“老師，我非常對不起您，寫了您的大字報，給您帶來災難了。
”
黃老師說：“有這回事嗎？我怎麼不知道呢？”
也許老師真的忘記了，也許他故意不提這事，但我還是要說：“這幾年我一直在忏悔，不管有什麼理由，我都不應該寫您的大字報。
”
“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不要再提了。
”
我稍稍放心，就問師母：“丹萍呢？”
師母說：“她剛好也在。
最近情緒很不好，你去勸勸她吧。
”
我到丹萍的卧室裡，看到她顯得很憔悴，臉色蒼白，我搜腸刮肚地想找些話同她聊聊，卻好幾次張口了還是說不出來。
丹萍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看得我心發慌。
兩個人就這樣面對面靜靜地坐了很久，最後我終于鼓起勇氣說：“我走了，你保重！”
丹萍嘴巴動了一下，又抛下一句：“我恨你！”
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丹萍。
國人相信天人合一，認為自然界發生的一切都不會是偶然的，早在幾年前就有人斷言：中國的**運動始于地震——1966年的邢台地震，“也将終結于地震”。
果然不假——唐山地震的第二天侯“司令”說他昨夜偷聽“美國之音”，說是那位**的發動者在地震時由于“受到驚吓”，在“極度的恐懼”下嗚呼哀哉死了，中央政治局開緊急會議決定暫不公開，待地震事情辦妥了再公布。
于是我們眼巴巴地看着報紙上報道唐山地震的每一次“進展”，有一天看到《人民日報》第一版的大标題是“唐山人民依靠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奪取抗震救災的偉大順利！”侯說，快了快了。
又過了幾天，電台裡響起哀樂，我們馬上斷定“美國之音”的預言應驗了！
在全國“哀悼”期間，我同陳麗到廈門，路過泉州時，在大街上一群小混混穿着黑衣服，帶着黑袖章，隻要見到長得比較漂亮的女孩子就上前去，指責她們“為什麼不帶黑袖章？”“為什麼不穿黑衣服？”“為什麼胸前沒有小白花？”“為什麼還有心思逛街？”等等，乘機調戲、侮辱女孩子，那些女孩子被他們吓得哭了。
我很氣憤，說：“光天化日之下，竟敢這樣無法無天！”
陳麗勸我算了，不理他們。
因為陳麗，也因為要趕時間去乘車，否則那天肯定要“出事”。
我不想參加任何“悼念”活動，就躲到一個偏僻的農村，但還是看到“貧下中農”們被集中到大隊部，“嗚嗚嗚”地哭個不停，好像真死了老爹一樣。
我問一個老農：“你們真的那麼傷心嗎？”
老農答道：“哭一哭工分照拿，省下多少體力，為什麼不要呢？”
說實話，我真想邀三兩個知己到哪裡喝酒去，但沒有人“響應”。
毛走了，可是鄧還沒有“上來”，街道上還是貼着“批鄧反擊翻案風”等标語。
我們都知道這僅僅是“過渡時期”，“該來的總會來的”，靜靜地等待着機會。
陳一分被調到樂東公社當黨委書記，誰知樂東公社的知青們早已探聽到他的劣迹，在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借故在路上把他揍了一頓，又帶到樂西大隊批鬥一番，說他是“陳伯達的殘渣餘孽”。
陳懷疑這事同我們在觀僑公社辦化工廠有關，也懷疑到我頭上來，就在縣裡（他幾乎不敢下去公社當他的黨委書記了）到處散布我辦“地下黑工廠”的事，沒想到這倒“成全”了我——
康梅公社辦了一個化工廠生産肥皂，技術不過關，請我去當技術顧問，我帶着三弟去了幾趟，幫他們解決了設備、原料等難題——我提出可以用精制後的“地溝油”和石蠟氧化得到的合成脂肪酸作主要原料生産優質的洗衣皂，又培訓了幾個化驗員，化工廠很快就轟轟烈烈地幹起來了，三弟留在廠裡替我當了技術員；
紅來食品廠每年需要大量的饴糖、葡萄糖漿和果葡糖漿，經常買不到，請我去幫他們“想想辦法”，我很小的時候就吃過外祖母自己做的麥芽糖，我媽媽也會做，隻是長期以來家裡經常窮得沒米下鍋，到最近生活稍稍改善偶爾才做一點吃，我詳細看我媽媽怎麼用傳統的方法制作麥芽糖，覺得用糯米做太浪費了，改用這裡大量出産的價格相當便宜的木薯幹作原料，又用澱粉酶和麥皮代替大麥芽做催化劑水解生産，取得成功，而生産成本大大下降。
于是我帶着五弟住進食品廠裡，再做了幾個實驗，籌建了一個車間生産各種水解糖，起初隻是食品廠裡自己生産使用，後來生産量大到使用不完，幹脆擴大生産作為幾個“新産品”出售銷到全國各地去，五弟也成了食品廠的技術人員；
興南大隊派了一個“隊委”陳星來請我去幫他們“辦個化工廠”，這陳星本來就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