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們計劃蓋三層樓，誰知道蓋到第二層的時候，公社副書記李慶帶了一群人來了，命令我們馬上“主動”拆房，否則“後果自負”。
大哥趕緊發電報給我，其時我正在上海舉辦展銷會，接到電報急匆匆趕回家，看到李慶正在指揮推土機沖向剛砌好的石頭牆，我問李：“我們蓋房子又不犯法，你為什麼拆房子？”
李從褲兜裡拿出一份文件，我拿來一看，是幾年前公社“關于農民建房的規定”，就說：“這是‘十年浩劫’時制定的法規，現在不行了。
”
李說：“隻要上頭沒有通知作廢的文件都是有效的。
”說完又指揮推土機“向前沖”。
我覺得跟這種人講不清道理，就去找正書記張建斌。
張來到現場，把李慶拉到一邊說：“人家已經交款，辦好了有關的手續，你就不要再管了。
”
李惡狠狠地說：“我們貧下中農都還沒有蓋房，地富反壞右卻在蓋房了，無産階級專政的國家絕不容許他們翻天！”
張書記說：“現在改革開放了，中央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越富越光榮。
他們能夠蓋房子也是好事，公社還增加收入呢。
”
李慶還是堅持要“先拆再說”，否則“我一個副書記說話不算數以後怎麼做人？”
張說：“你的腦袋瓜怎麼就不會開竅呢？”命令推土機開回去，拆房的人員也撤了，李慶罵罵咧咧地回去公社。
這李副書記的頭腦果然有問題——此事發生後不久，李突然頭痛不止，到醫院檢查的結果是“腦癌晚期”，手術後幾天就一命嗚呼見馬克思去了。
蓋好了一棟樓房，兄弟們還是不能全部住進去，我又向附近的農民買了一塊地申請蓋房，這一次辦手續、蓋房子都非常順利，沒有人阻擾。
有了兩棟“全鎮最亮麗”的樓房，兄弟們全都住進了寬敞的新家。
北京來的客人都說這樣的房子在京城要“部長級”官員才住得起。
在這段時間裡，我聽說海南和雲南可能有野生蘆荟，就同陳麗到海南，找了幾個地方都說以前“曾經有過”，現在見不到了。
又從海南到廣東，乘了幾天汽車到雲南元江，終于找到全世界唯一的一片野生蘆荟。
我寫了一篇《雲南元江野生蘆荟考察記》在《科技日報》上登出，立即引起轟動，全國幾十家大報都轉載了這篇報道。
我又在深圳的一次全國精細化工技術交流會上宣讀了自己寫的論文《中國蘆荟的開發和利用》，與會的八百多位專家學者很感興趣，我乘機呼籲成立“中國蘆荟協會”，當場就有一百多位代表響應。
過了三個月，“中國蘆荟協會籌備會”在廈門召開，會議期間我帶着幾百位代表到自己建立的蘆荟基地參觀。
上海科教電影制片廠看到報紙上的報道和基地的照片以後，派人到古鎮找到我，說是中央新聞記錄電影制片廠、北京科教電影制片廠、中國農業電影制片廠都想拍一片有關蘆荟的科教片，他們捷足先登搶先一步來了，要我盡快寫出“腳本”。
我用了幾個晚上寫好了“腳本”，上海科教電影制片廠很快就組織了一個由導演、攝影師、制片主任、燈光等十幾個人組成的拍片小組來到基地，我準備安排他們住在古鎮僑聯招待所，誰知導演說：“我們想住在你家行不行？這樣工作起來更方便一些。
”
我同意了，家裡成了“攝影棚”，我也同這些藝術家們成了“一家人”。
跟他們同吃同住忙了一個多月，我既當“科學顧問”，又是“副編劇”，還在片子裡當了幾次“演員”，實實在在地過了一回“拍片瘾”，學了許多電影知識。
導演程典默、攝影師彭大生、編劇辛耀華和制片主任陳劍永都成了我的好友。
程導演喜歡開玩笑，剛開始辛辛苦苦拍了幾天以後，按慣例要先寄些拷貝到制片廠裡沖印，看看有沒有問題。
幾天以後，接到廠裡來電，彭師傅問他“拷貝怎麼樣了？”他竟哭喪着臉說：“完了完了，全部完了！”害得彭師傅差點撞牆！
辛耀華和陳劍永多次拉着我到處去“踩點”，趁機玩了幾個好地方——我這個“導遊”可不是吹的，閩南各地的地理地貌、植被景觀、風俗人情、曆史傳說甚至閩南話的來龍去脈我都有一套自己的說法，他們經常聽得如癡如醉，一再說這一次真的是不虛此行了——順利地完成了拍攝任務又多交了我這個“有趣的”朋友。
程導演每天拍攝前都要在自己身上幾個部位塗抹蘆荟葉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