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轟轟烈烈地幹了幾個月後，這些工廠一瓶産品都沒有賣出去，最後全部倒閉。
張繼厚着臉皮對我說：“我是應命而去辦廠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我不計前嫌，仍舊請他當“廠長”。
“省企業家文藝家聯合會”在省會“隆重”召開了，“選”我當副會長，會長讓我發言“給大家鼓鼓勁”，我說了一件事：“三十幾年前，美國企業家聯誼會在紐約召開，一個記者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長篇報道，後來，這個記者跟蹤采訪這些企業家，十年後發現隻剩下兩三個還在“慘淡經營”，其餘的或病死，或跳樓，或中風，或失蹤，或進監獄，這個記者大發感慨，說“企業家”這個“職業”“根本就不是人幹的”。
會長搶過麥克風，說“不要談這種晦氣話了，我們是處在改革開放的前沿，代表的是正确的方向，不會有問題的。
”，
我不依不饒：“正因為處在改革開放時期，我們的風險更大，壓力也更大。
我隻是希望‘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誰笑到最後，誰才是真正的好漢！”
省駐京辦主任陳進舜告訴我一個“最新内部消息”——北京的人民大會堂準備騰出一些地方對外營業。
我趕到北京，聯系了王府井百貨大樓、西單百貨大樓等大型百貨商店的經理，邀請他們和一些媒體的記者到人民大會堂北角一個餐廳“座談”，推廣我的蘆荟産品，經理們大多還不曾進入過人民大會堂，将信将疑地來了，聽了我的介紹以後，都表示願意盡力把蘆荟産品推廣進入首都的每一個家庭中去，第一次“産品推廣會”借着“人民大會堂的首次對外開放”取得異乎尋常的成功。
《人民日報》記者顔芳曾經采訪過幾十個全國知名的“企業家”，寫了幾百篇“深度報道”，這一次也趕來“采訪”我，準備寫一篇“報告文學”。
沒想到在聽我講話的時候竟然被我的經曆“感動得幾乎忘了自己的職責”，回報社後用全部感情傾入到她寫的報告文學《蘆荟的知音》裡面，文章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後，引起轟動效應，在全國各地又掀起一波更大的“蘆荟熱”。
顔芳與我同齡，看過的國内“大事件”（各次運動）都是一樣的，但我們倆的經曆卻大不相同——她生于北京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裡，從小到大順順當當，不知人間疾苦，雖然也上山下鄉到江西插隊落戶當過農民，但很快就被“提拔”到縣裡當廣播員，仍舊天真率性，無憂無慮地生活着，直到結婚以後，丈夫一次無緣無故的“吃醋”發展至吵架、離婚，她仍然我行我素，大大咧咧地跟各種人交往，做着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有時候簡直就像一個“紮着小辮子的女孩子”。
我的經曆對她觸動非常大，她開始從各方面了解我，甚至到我的公司裡“打工”幾個月試圖求證“一個人在長期的逆境中究竟還有多少能量可以釋放出來”。
但我卻告訴她“這樣的經曆‘其實很平凡’，全國多的是”，同那些“幹大事業”的人比起來簡直“微不足道。
”
顔同我議論過“婚姻和愛情”的話題，她認為“婚姻要建立在愛情的基礎上，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甯可不要”（她用實踐證明了這句話）。
我卻認為：“婚姻與愛情是兩碼事，婚姻是一個合同，一種義務，代表一種誠信，所以婚姻是自私的；而愛可以有父母對子女的愛，子女對父母的愛，兄弟姐妹之間的愛，親戚朋友之間的愛，甚至可以有‘博愛’，全人類的愛。
”
我覺得男女之間可以有“紅顔知己”，一個人可以同時有幾個“紅顔知己”，但不必有多個“情侶”。
顔芳不喜歡我說的“博愛”，她說：“愛情是自私的，一個人不能同時愛幾個人。
”
争論歸争論，我們兩個人還是互相把對方看做“知音”。
雙方不管碰上什麼不愉快的事，或者遇事不順，都願意向對方“發洩”一番，即使沒有任何解決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