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意的發展，我打算建廠房。
鎮“企業辦”批準原磚瓦廠拆掉建“日化廠”，我向有關部門交了一百多萬各種“稅”、“費”、“捐款”（總算弄明白什麼叫做“苛捐雜稅”了）後，覺得已經萬事俱備，就讓大哥負責基建、籌劃建廠房。
消息傳出後，鎮上的人們議論紛紛，褒貶不一。
有一天我出差回來，遠遠看到工廠四周全部種上了各種樹苗，連工廠大門都進不去了，工人們站在門口觀望，許多當地的農民在附近“溜達”。
我詢問發生了什麼事，答曰：這片土地是1958年“大躍進”時候公社“強征”的，沒有給大隊（現在是“村裡”）一分錢，現在“村裡”要把它“收回去”。
明擺着是要敲一大筆竹杠。
我找鎮裡、縣裡、市裡各“有關部門”，都說“這是‘曆史遺留問題’，誰都解決不了”，我想退回已經“上繳”的款項，回答是“已經用掉了”，沒辦法退回。
白白地損失了一百多萬元，我沒有辦法，隻好自認倒黴，讓大哥在其它地方找地。
地很快就找到了，這一次我學乖了，同“承包”土地的農民、當地的幹部們、各級“有關部門”都訂下合同，蓋章、簽字，古時的“字契”、“中人”加上現今的“合同”、“公證”、“律師函”等等都用上了，付出了幾百萬元人民币。
我算了一下，給幹部們的各種“好處費”、紅包、回扣遠遠超過付給“承包”土地的農民，到底是誰在“賣地”，這土地究竟是誰的？恐怕隻有天知道！
我自己設計建設草圖，按制藥廠的衛生要求（GMP）設計化妝品生産車間，把廠區所有的空地全部用各種香料植物綠化，中間有一個假山，還有一個噴水池，既美觀大方又有防火功能，這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實在是太超前了！
廠房建好了，省“文明辦”組織全省各地的企業都來參觀學習，這個日用化工廠成為當時全省最“現代化”、最壯觀也最“文明”的企業。
中國香料香精化妝品工業協會在天津國民飯店開會，會上決定成立一個“天然添加劑委員會”，下面再派生“蘆荟委員會”等四個分會，選舉我當天然添加劑委員會主任兼任蘆荟委員會主任。
秘書長說協會在延安有個投資項目長期以來沒有經濟效益，派我去看看，也許能有什麼建議或幫助。
我到了延安，分管企業的一位副市長帶我到日化廠，跟廠裡的幾位頭頭和科研人員座談後，我提出了一些改良和創新的意見，他們很高興地接受了。
副市長熱情地邀請我在延安“玩幾天”，我答應了。
于是一行人去“杜甫川”、“牡丹谷”、“花木蘭故居”等地遊了一回，又去爬萬佛山。
一路上副市長給我們當“導遊”，講解這裡的風土人情，又說：“這萬佛山的菩薩很靈，去拜拜的人要麼升官，要麼發财。
”我們都去拜了，下山的時候副市長又建議在山腰的一個亭子裡“摸骨相命”，說是有“高士”相命挺準的，連中央來的首長大都會來相命的。
我們到亭子裡一看，是個瞎老頭，一個一個摸過去，說的還“真準”。
最後隻剩下我了，我出來不相命的，但拗不過副市長的堅持，就給瞎子摸了額頭、鼻子、手掌，瞎子說：“你們這一群人裡就你當的官最大。
”我一聽不以為然，因為他們幾個都是當官的，就我一個不是。
也許瞎子覺出我們的動靜，就說：“這官有正官、偏官、野官三種，也就是朝廷任命的官、有名譽而無權力的官、自封的官，你屬于偏官，而且剛剛當上。
”副市長掐指一算，我新當上的那個“主任”為“正處級”，比他這個縣級市的市長多了半級，他是副處級幹部——果然算得很準！其實不用掐算，我那“省政協委員”的身份據說也是“處長級”。
我有個遠房親戚林山在台灣發了财，回到老家“榮宗耀祖”一番，想在廈門買幾十套房子給樂西村裡所有姓林的親屬，年輕人都想到廈門定居，而老人們卻不喜歡，要林山把這筆錢用來“洗祖屋的屋脊”，這是以前有錢有勢的人“光宗耀祖”最大也最體面的事，花錢比建個祖屋還要多幾倍。
林山聽了老人們的話，在樂西大辦宴席、祭祖、修族譜等活動，從台灣帶回來的錢用得精光還倒過來向我借了五十萬元才回去。
修族譜的文字工作落到我和堂哥林怡頭上，這時候我才知道，我們家族的輩分用字到我們這一代已經用盡，如不及時修譜，下一代的輩分用字就沒有了。
據說我伯父還沒有去台灣的時候，族人就張羅着要修族譜，沒有修成，一直到現在，再不修就來不及了。
我們搜集到台灣出版的《林氏大族譜》和各地零零碎碎的林家族譜，終于弄清楚我們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