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所有的媒體都在講“漲價”，“通貨膨脹”四個字第一次進入國人的視野。
我按正常的貿易規則進行着，雖然生意總量翻了兩番，到年底财務一結賬，淨資産反而下降不少，也就是說如果年初庫存的原材料不生産發貨，存到年底比現在還要多。
林行在全公司管理人員大會上做了一番檢讨，說自己雖然學過MBA企業管理，卻“吃不透”通貨膨脹對生産企業的危害。
我說：“我們雖然在賬面上是虧損了，但生意做大了，客戶增加了，工人工資照發并且随着通脹提高了，對我們以後的生意還是有好處的。
”
顔芳經常打電話給我，在電話裡同我談論佛學經典，我雖然大部分精力放在企業管理上，對佛學的理解卻比顔芳還深刻，往往有獨到的見解，令顔芳自歎弗如。
後來顔芳皈依佛教，也成了一名居士，法号“智能”。
第二年一開春，全國鬧學潮，後來演變成“動亂”，蘆荟産品在各地還是供不應求，但幾個地方鬧罷工，公司發出的貨全“堵”在這些交通要道上，林行心急火燎，天天去催，沒有任何效果。
北京終于“出了大事”，林行接到父親的一通電話回了台灣，一去不返。
我聯系了幾次，林行推脫生病，最後幹脆回答說：“我爸爸覺得大陸太危險，不讓我回去了。
公司的事你們該怎麼辦就怎麼辦，賺了虧了都不要緊。
”
我沒有辦法，讓張繼當臨時總經理，到各個辦事處去“救火”、督促銷售業務。
忙了幾個月，銷售業績大幅度下降，張繼提出讓各辦事處“承包”，即每一個辦事處核定一個定額，每年的銷售業績如果超過定額就獎勵，達不到定額扣年薪。
我勉強同意了這個辦法，但心裡一直想着當年和珅勸乾隆把各地官員們每年的“薪”、“俸”、“祿”、“勵”改為“薪”、“俸”、“祿”、“包”的典故，擔心這裡面有“油膩”。
一天夜裡，陳琳突然打來電話，說她聽到一些風聲，據說河北、山東等地都已經再次進行“土地改革”運動了，重新評定“家庭成分”，這幾年發财的人都被定為“地主”、“資本家”，有人說定資本家的“标準”是“有沒有雇工剝削行為”。
我既然有雇工人，肯定會被定為“資本家”，勸我趕快出國避禍。
連續幾天都有好心的朋友告訴我類似的事，我不大相信這個傳言，但還是憂心忡忡，寝食不安，以前各個“運動”看到的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情景重現在眼前。
夜裡重溫一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看得心驚肉跳。
剛好公司有一筆生意需要我去一趟新加坡，我心想，到國外可能會得到更準确的消息，所以很快就辦好護照、買好機票出國。
路經香港時，有個校友來機場，帶來了黃丹萍的信息——這位校友用一張紙條記錄下了他前不久同丹萍的爸爸黃老師一起去瘋人院看望丹萍的事：“到了醫院，詢問了好幾個人，最後才知道丹萍已經被‘安置’在醫院一個角落的一間破舊房子裡同另一位病人住在一起，我們去到這房間看到丹萍，她呆呆地看着我們，目光呆滞，認不出自己的爸爸。
我一再給她說：‘這是你爸爸’，她一點表示都沒有。
黃老師隻能流着眼淚呆呆地看着她。
房間外面有一條土路，有人推着一車貨物上坡上不去，丹萍竟然會去幫忙推車。
推到坡上時，推車的人給丹萍一個饅頭作為獎賞。
丹萍拿着饅頭回到房間後，我們又呆坐了一會，沒有任何效果，隻好能垂頭喪氣離開。
一路上黃老師非常傷心，對我說：‘是我害了她！那個時候大家都希望有個關系可以申請來港，我聽信媒婆的胡言亂語，認為她的這樁婚事能夠改變全家人的命運，沒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