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我小看了一個小鎮幹部的能量——幾天以後，陳青向我遞交辭呈，說是家兄在香港的生意擴大，要他回去幫忙。
我追問他到底為什麼走得這樣匆忙？陳青最後說了實話：張繼一再打電話威脅自己，又把恐吓電話打到香港他的家裡。
家裡人覺得沒必要呆在大陸擔驚受怕。
我苦苦相勸，還是留不住陳青，隻好讓他走了。
張繼又唆使公司裡一個曾經因為“賬目不清”被陳青訓斥過的倉管員複印一張“出倉單”寄給市稅務局稽查隊，說是這張單據可以證明公司偷漏稅。
張繼自己又以公司副總經理的身份打了幾次電話“揭發”我“長期偷稅漏稅”。
市稅務局接到舉報後，派了十幾個人開着車沖進我的公司，把所有賬本封存打包裝上車，通知公司“馬上”停止生産，所有财務人員必須天天到市稅務局“報到”接受問訊，直到“結案”為止。
我第二天找到市稅務稽查隊，隊長吳能闆着臉教訓我：“你還是老老實實交代如何偷稅漏稅吧，否則等到我們查出來你的罪更重……其實你隻要‘會做人’，事情也不會太嚴重。
”我聽出他的弦外之音，卻說：“我沒有偷漏稅，你們盡管查。
”
看着桌上的熱水瓶外用油漆寫着“市稽”兩字，我故意問道：“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
吳能答：“連這個也不懂，市稽查隊的簡稱嘛。
”
我笑着說：“我還以為是市滑稽劇團的簡稱呢。
”
周圍的人都笑了。
吳能從來不曾受過這樣的調侃，氣得呲牙咧嘴，一時又找不到“駁斥”的詞語。
我又找到市稅務局長曾傑，說明自己從來沒有偷漏稅，也不想偷漏稅。
曾傑咆哮起來：“我說誰偷稅誰就偷稅！從來沒有一個人敢在我面前說他不偷漏稅的！”
稽查隊查了兩個月，卻查不出“大筆”偷漏稅的證據，隻查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賬目有“漏稅嫌疑”，比如公司送人的化妝品禮物沒有“入賬”之類。
吳能拿着這點小事做文章，“深挖”下去，卻發現他們（各級稅務人員）自己也在“受賄”的名單裡面！
其實我也不敢真的認為自己是“絕對清白”的，因為在“改革開放”的年代，許多事情說不清楚，說實在的我連現在有多少“稅種”都還弄不清楚呢。
但這幫隻會吓唬平民百姓的稽查隊員們智商實在太低，我又事先做了準備，賬面上比較“幹淨”而已。
曾傑大發雷霆，罵吳能真的太“無能”了，命令他帶隊到黑牡丹公司在全國各地設立的十九個辦事處查賬。
無能帶着一幫人到處遊山玩水、吃喝玩樂，又查了四個多月，還是沒有任何“結果”。
公司長期不能生産經營，被欠的貨款也不能收，幾百個工人“幹坐”在廠裡，工資還得照發，日常開支也少不了，我向朋友借高利貸維持着。
學校到了發放獎學金的時候，我也隻能借高利貸彙給學校照發，校長感動得熱淚盈眶。
省政協一位副主席來古鎮辦事，順便到我的公司看看，卻看到公司大門緊閉，進入辦公室詢問我“發生什麼事？”我如實講了。
副主席立即打電話給市委書記、市長和省稅務局長，說不能這樣折騰企業，不管我有沒有偷漏稅，此事拖了半年也應該結了。
市長在電話裡說了一句：“我最近也在琢磨為什麼我市每年經濟效益最好的企業第二年都因為‘偷稅漏稅’倒掉呢。
”
很快地，省裡有人向曾傑“打招呼”，曾傑吓得當天就逃到國外去了——原來他早有準備。
後來曾傑被“立案查辦”，确認其貪污受賄數千萬元，但人也從地球上蒸發了。
吳能被下放到一個偏僻的農村集市當收稅員，但狗總是改不了吃屎，聽說後來“搞腐化”被當地人打成殘疾，成了廢人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