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人也配當“高級工程師”？
雖然他的“高級工程師”職稱還是“評”上了，對我卻恨之入骨，逢人便說：“答辯會問這種高難度問題誰回答得了？”
其他專家也認為我的提問不符合“綱綱”，我說：“作為一個環保人員，如果連這個小問題都回答不了的話，我都懷疑他能不能勝任自己的工作了。
”
好友蘇通從“省政府駐京辦”打來電話說科技部有一億元“在找項目”，隻要有個“發明專利”就可以得到，條件是得給“有關人士”回扣兩千萬元，問我“要不要”？我雖然非常想要這筆錢，但覺得給了回扣還是有問題，“得一直作假下去”，所以不敢要。
有一次在飯桌上跟幾個同行講了這件事，做木材生意的張磊向我打聽了這個信息的來龍去脈後，就去北京“活動”了幾個月，又向我“借”了一個專利，竟然真的把錢“搞到”了。
我問張磊：“到手多少？”
張磊答：“實得五千萬元。
”
“為什麼？”
“回扣給北京兩千萬，省、市、縣的‘有關部門’各一千萬。
”
我勸張磊拿出一部分購買儀器、設備，為兩年後的“驗收”“做準備”。
張磊說：“我才不那麼儍呢。
”
“那你以後怎麼‘驗收’？”
“到那時我最多花一兩千萬把‘專家’們的嘴巴堵死就沒事了。
”
原來如此。
“兩會”期間，我和其他政協委員們列席人大會議聽了新任省長的政府工作報告。
第二天省長和幾個副省長到農業組“一起讨論省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擴大内需、促進經濟發展’的部分内容”，省電視台趕來作“現場直播”，國内外的記者也跟來了一大批。
幾個委員盛贊報告内容“鼓舞人心”、“振奮精神”，可以說是“好極了”，表示“堅決擁護”、“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下去”。
我不以為然，淡淡的說道：“我們現在受到西方國家的制裁、限制，外貿生意難做，所以提出‘擴大内需’以維持經濟增長，這是正确的，但怎樣‘擴大内需’呢？‘政府工作報告’開了一副藥方，讓大家把眼睛盯向農村，要求家電、百貨、日用品、食品等下鄉多做農民的生意，我個人覺得這個方向搞錯了。
”記者們一下子全愣住了，電視台導播趕緊叫“暫停”，切掉對全省的直播，省長、副省長們眼睛都直盯着我，組長的目光更像一把刀子好像要把我“砍了”，委員們也都覺得我這回“闖禍闖大了”。
我不慌不忙地接着說：“管理學裡面經常講到所謂‘八零二零’法則，就是意大利經濟學者帕累托在十九世紀末提出‘社會上20%的人占有80%的社會财富、80%的人占有20%的社會财富’，這個理論至今仍未過時，我們現在占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們隻占有百分之二十的财富，除了日常生活開支以後能有多少剩餘？要擴大内需，隻能把眼睛盯向那擁有百分之八十社會财富的有錢人，看看他們的錢準備花在哪裡，我們多生産他們需要的東西賣給他們才是。
”
當天晚上，省長辦公室的秘書們找到我，要我“詳細”談談上午所講的内容，我說：“現在的有錢人想買第二套房，更有錢的想在郊區買别墅；許多人不惜花重金送子女到國外‘留學’；有機會出國的人從國外大量購進高檔家電、日用品、奢侈品；……我們為什麼不想辦法讓他們把這些錢花在國内呢？”
兩會的最後一個“活動”是安排一些代表和委員同省稅務局的頭頭們座談關于剛剛開始實施“增值稅”的事情，所有代表和委員一緻稱贊“增值稅”“實施得好”，出台得很“及時”，符合“改革開放”的“大方向”。
輪到我發言時，我對着稅務局長一下子列出了“增值稅”倉促出台實施的“十大不足”，例如“沒有考慮農業方面怎麼納稅”、“運輸費怎麼扣繳”、“原庫存的材料款怎麼扣除”，還有像酒精這類商品重複交納“消費稅”和“增值稅”造成企業生意做得越大虧得越大（稅務局隻知道酒精可以配制酒，不知道還可以配制香水）的問題等等，局長的臉漲紅到了脖子根。
過了一會兒，我上衛生間，稅務局“辦公室主任”跟進來對我說：“你怎麼對稅法這麼熟悉呢？我們一輩子研究稅法竟然都還不如你。
”
我笑了：“我們雙方是一對矛盾的對立體，你們想盡辦法多收稅，而我們則想盡辦法少交一點，這有什麼奇怪呢？”
從此，我在政協會裡成了有名的“炮筒”，其他委員當面叫我“大炮”，有什麼與省領導不同的看法都慫恿我在适當的時候“開炮”。
當了十五年的政協委員，開了不止十五次“大炮”。
其實我倒是很喜歡“大炮”這個“诨号”，說：“孫中山在革命初期也被人叫做‘孫大炮’，我雖然不及孫中山的萬分之一，向他學習是應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