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學校“常駐”學生有60幾個，從一年級到六年級都有，不用交學雜費、課本費，這些經費全靠兩人四處募捐籌集（也包括她寫文章得到的那一點可憐的稿費），難度多大可想而知。
她有一個本事，可以不帶一分錢到處走，餓了找一家路邊小店，問人家要不要“廉價的打工者”，打幾天工要了一點工資，有時主人知道她的真正目的也會主動捐給她一點——這讓我想起了清朝末期的武訓。
當然有時候她也會去各衙門和企業“哭告”求助，得到一些“施舍”，但她痛恨那些貪官和奸商們，對他們提出不合理的“先決條件”不予理會，這更增加了“化緣”的難度——談起“化緣”，她提到了一件事：有一次在飛機上，一個“大喇嘛”吹噓他的寺廟建得多麼宏偉、影響有多大、信徒有多衆、“知名度”有多高、某某大明星也是他的“粉絲”、他的“職位”已經夠上“處級幹部”了……她惡心至極，反唇相譏：“你有那麼多的錢财為什麼不拿出來為窮苦的藏民做一點實實在在的好事呢？”
她在飛來寺附近租房子開了一個小酒吧，老外們從數公裡外到她那裡“尋找心靈的寄托”，看上的是酒吧的簡陋與“破舊”。
生意好起來後，别人出幾百萬要“盤”她的酒吧，她又舍不得。
想收買酒吧的人串通房東誣告她的店員“偷東西”，她說：“我的店員是誠實的藏族姑娘，顧客掉了錢包在店裡，小姑娘竟寫了幾張‘招領啟示’滿街張貼尋找丢失者，這樣的人會是小偷嗎？”
對于媒體的報導，她敬而遠之，她隻想告訴人們真實的事，不要“大理論”。
她不想靠吹捧而成為“名人”——其實她早就是“名人”了，但靠的是她自己的筆杆子——“中國青年報”等大報常常發表她的文章。
可惜她并不太适應高原上的氣候，也不太适應藏區的生活條件，長年累月的“克服”、“堅持”、“忍讓”慢慢地摧殘着她本來就不太強壯的身體，加上還要背負“不孝”的罪名——父母不能理解她（有一次她對父母說：“藏民在‘轉經’時如果遇到不幸，親人們并不悲傷，認為是‘功德圓滿’。
我在那山溝裡四處奔走，出車禍是家常便飯，萬一有一天倒在路上爬不起來了，你們也不要太難過。
”害得全家人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回）親戚朋友也不能理解，她在這裡又“舉目無親”，好在有衆多的朋友可以替她分憂，支持她的人也越來越多。
在她的朋友圈裡流傳着她的“名言”：
“世界上有這麼多美好的事情等着我們去做，為什麼要沉溺在那些不好的事情裡面呢？”
我看着眼前小小的山村，問她這裡有多少戶居民，她頗為自豪地回答：“這霧濃村原有21戶村民，現在他們已經把我也算進去，加起來有22戶了”。
看着天真無邪、略帶“稚氣”的她，我無語了。
這篇文章被《中國青年》雜志全文登載，又加了一個“編者按”，果然感動了成千上萬的讀者，也引起國内外許多人的關注，經常有人打電話給我，詢問這“小姑娘”“目前怎麼樣了”，我告訴他們地址，讓他們也去感受感受這種無私的愛。
廈門大學“九十年校慶”時，校長請我上台給大家“講點勵志的話”，我說：“我有個‘廈大情結’，幾十年來每一次路過廈門大學的校門口時，鼻子都還會酸酸的，因為一直希望能夠成為廈大的一名學生，沒想到學生當不成，卻當了老師。
”
我利用教書的機會，把特别優秀的學生招聘到自己的公司裡，委以重任，并放手讓他們做實驗、開發世界領先的産品。
中國飼料工業協會秘書長喬榛到西藏開會時，有個藏民送他兩個麝香囊，“喬老爺”知道這天然麝香的寶貴，但不知怎麼使用，聞起來又臭臭的，就買了飛機票到廈門來了，送我麝香時跟我談了飼料行業當前的危機——我國飼料行業現在還在大量使用抗生素，而歐盟已經禁止使用，造成我國出口飼料和肉類受阻，更重要的是人們對飼養動物長期、大量使用抗生素的恐懼。
我查了一下資料，歐盟各國不用抗生素改用的是一種叫做“二甲酸鉀”的化合物，巴斯夫公司做了十幾年的實驗不但證實了二甲酸鉀取代抗生素的可能性，而且還公開了二甲酸鉀的生産方法——中和法。
這種生産方法在中國實行的話，中國是缺鉀國，每年要動用大量外彙進口氯化鉀，所以生産成本很高，隻能向德國直接進口二甲酸鉀。
我想起三十年前的工作，那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