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克索搬來的。
巴黎聖母院早在十四世紀就造成了，後來有過兩次大整修，一次是十七世紀，一次是十九世紀，都避過了十八世紀。
于是，我們走在失去了十八世紀的巴黎。
問題的嚴重性在于，法國的最高榮譽理應屬于十八世紀。
十八世紀像是滔滔激流，十七世紀是它的左岸，十九世紀是它的右岸。
左岸上，路易十四窮奢極侈，大興土木，都留下來了；右岸上，經十八世紀的沖擊而巍然成型的土地上站立起一個拿破侖，也留下了種種遺迹。
結果，難于尋找的恰恰是激流本身。
轟鳴聲早已遠去，河床上一片空寂。
這個找不到的激流，就是啟蒙運動。
路易十四一死，原先積聚在專制王權下沉默的理性力量開始釋放。
孟德斯鸠、伏爾泰、狄德羅、魯索相繼發言，法國的注意力漸漸向他們集中，歐洲的注意力漸漸向法國集中。
終于，等來了一七八九年八月的那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與康德、黑格爾這樣的德國哲學家相比，法國哲學家缺少體系化的嚴謹，甚至還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家；但他們更直接地面對社會現實，更切身地投入曆史過程，更有效地呼喚廣大民衆，于是随之而來也就承擔更大的名聲，遭受更多的麻煩，經曆更險的風浪。
他們以人類的進步為信仰，以科學理性為武器，切切實實地開拓社會正義和自由寬容的空間，反對特權、蒙昧、迷信，真可謂振聾發聩，深入人心。
他們不是由理性而走向抽象思辯，而是走向全社會的思維規範和行為規範的制訂。
就學術文化而言，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他們首先選擇了道義責任。
正因為如此，法國的學術文化有一種令人陶醉的體溫。
體溫無形無質，卻複蘇了一個時代；體溫無法在塞納-馬恩省河邊留下建築、大道、碑石，卻改變了在那裡流連的所有法國人的笑容、眼光和步态。
這也可以說，恰恰是最重要的東西，沒有凝聚，也無法凝聚。
我們這次旅行，就是為了尋找景物背後這種沒有凝聚成實體的精神。
這也是我以前在國内旅行時的目标，整整十五年，邊走邊伸手探摸，常常大喜過望，因為我觸摸到了遠處傳來的體溫，正像黑格爾所說的那樣，在灰燼堆中摸到了曆史遠處的餘溫。
這裡所說的『遠處”，很可能是指時間，也可能是指空間。
從空間“遠處”傳到中國來的體溫，幾乎有一半來自法國，來自巴黎。
既然巴黎的體溫已經迢迢萬裡通達中國，它又怎麼在乎在塞納-馬恩省壩畔冰冷的石頭建築群中缺少造型但我們中國旅人心裡明白，最重要的恰恰是缺席者。
正也是：大象無形，大音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