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是缺乏這樣的恒心和耐心。
”
“我相信，我們發表第一篇作品，絕對不需要用二百篇作鋪墊。
”他十分自信，用蒿草在水裡狠狠抽打一下，揚起來，“我要是寫過50萬字還不能發表一篇作品，那我就自殺！”
我缺乏他那樣的自信，也就沒有他那樣的狠心，我說：“搞不了創作，當不成作家，也不必自殺呀！”
“玩笑一個。
”惠暢不在乎地說，輕輕笑了，笑畢，卻深富感情地說，“我他媽的不知怎麼從小就迷上文學創作了！說真的，如果真的搞不出一點名堂，我不知道這輩子該怎麼活着好！”
“咱們就拿出胡萬春那股傻勁幹吧！”我說，“埋下頭，幹它十年再說。
”
這樣的内容的扯談，不知重複過多少次了。
上海的工人作家胡萬春正活躍于當時的中國文壇，《家庭問題》那篇小說使我們十分欽佩，從思想到藝術，甚至情節的鋪展和細節的選擇，都不厭其煩地讨論過三五次了。
這種讨論，到後來往往就離開作品本身，延伸到作家的成長道路上來了。
何止一個胡萬春，中國的或外國的，當代的或古代的，所有能搜尋到手的作家文人們的傳記和轶事，無疑是我們最感興趣的交談的話題。
蟬鳴已經止歇，偶爾有零星的青蛙叫聲從河岸邊的稻田裡傳出。
夏夜裡雖然靜寂，卻使我們感到了潛伏着的生命的躍動，無邊的包谷林裡，傳來飒飒飒的綠葉擺動的響聲，小葉白楊在夜風中歡樂地歌唱。
我們躺在南源和北嶺之間的小河川道裡，熱烈地又是憂傷地談着文學，談着追求；談到胡萬春，我們就信心十足；可是一談到神童劉紹棠，就黯然神傷了。
這個神秘的神童帶給我們的，不是鼓舞而是悲哀。
他怎麼會在戴着紅領巾的年齡就能發表小說呢？我們倆戴紅領巾念完小的時光，隻是對娃娃書興趣十足，連小說這個名詞壓根都沒聽說過，劉紹棠上中學的時候，已經是出了名的作家了；我們已經高中畢業，至今還躺在黃土山中的這一道小河裡胡拉亂扯，一個字也沒上過報紙或雜志哩！我們猜測他的宗室一定是文墨瀚海，祖蔭厚極，自幼熏陶。
然而，從一些零星的資料透露出的事實卻是，他和我們完全相似，出之鄉野，世代農耕。
我很喪氣，惠暢也不大樂觀。
從劉紹棠看來，文學創作需要天才，我們都暗自懷疑，自己是否具備這份天資？我們對批叛“右派”劉紹棠的文章無暇一顧，卻對那個神童的“神”字感到神秘莫測。
“唉！沒勁了。
”我不由得歎氣，“說起這個人，我就冒氣了。
”
“甭忘了，中國雖然有‘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古訓，也有‘大器晚成’的成語，可見什麼都不盡然。
”惠暢是很富于思辨的，“少年時代能成起事的，到底是個别人，多數人是青年和中年時候才露頭。
”
“我們若是‘大器’，遲成早成關系不大。
”我仍然心裡不踏實，“我們要是‘小器’呢？或者根本就不會成器呢？”
“契诃夫說，‘大狗小狗都要叫，就按上帝給他的嗓門叫好了。
’”惠暢反而氣更壯了，他忽然從水裡翻起身來，站在水中，大聲說着，像是和誰吵架，亦像是對河川和源坡宣言似的，慷慨激昂起來，“我不是天才。
我不是大狗。
我是小狗。
不，連小狗也不是！我是蛐蛐。
不，連蛐蛐也不夠格！我是醋蛛兒，上帝隻給了我一個破尿罐的嗓門，我要叫！多一個人的叫聲，世界就多一份聲音！醋蛛兒的叫聲雖然難聽，它還是拼命地叫着！它沒有因為有百靈子而抿嘴不響！如果隻有百靈子而沒有醋蛛兒，世界也就單調了……”
惠暢赤裸全身，慷慨激越的思辨，使我大受鼓舞。
我為自己的怯弱而難堪，忽然也從水裡蹦起來，和他站在一起，狠聲說：“我也權當自己是一隻醋蛛兒……”
“咱們往後誰也不許再說洩氣話。
”惠暢說，“人家是人家，我們是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