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廠裡有報紙，我在晚報上看到了你講創作的廣告。
”惠暢說，“我給人家請了半天假，專門來聽。
”
“我的那點子本事，你還不知底兒嗎？”我不好意思地說，“你跑來湊啥熱鬧呀！”
“不！我就是要看看，你是怎樣走上講台的！”惠暢揚起手，神采飛揚，竟然激動起來，“記得嗎？那年咱倆聽老肖的文學講座回去的路上，在那個騾子拉的水車旁邊，我說過啥？我說，十年以後，我要以作家的名義登上講台講創作。
怎麼樣？我沒有登上台去，可你登上去了！咱倆總有一個人……”
啊！我不由低了頭，不敢再看他喜形幹色的臉孔。
二十年前，他自信，我自卑：他以他的頑強的自信的氣勢，給我鼓勵，給我影響，終于使我從泥濘的鄉村小道上，歪歪扭扭地走過來了。
可是他呢？
他夭折了！
他自信。
他刻苦。
他頑強。
他敢于藐視一切，有一股虎氣。
他浪漫，思想開闊自舒。
他具有成為一個作家的禀賦和氣質，有十個惠暢就可能成長起十個中國的青年作家。
可是，他卻在剛剛邁開一步之後夭折了！
我抽着煙，不想說一句話。
我從來沒有這樣深切地為他惋惜過。
他被整垮的時候，我為他惋惜過，卻沒有今天這樣強烈。
我參加給他平反的大會的時候，替他惋惜過，仍然沒有今天這樣強烈。
我由惋惜進而感到難受了。
是的，心裡十分難受。
“為我的朋友終于實踐了我沒有實踐的諾言，幹杯！”惠暢端起啤酒杯來。
“為你們二位患難與共的鄉下來客在此歡聚，幹杯！”老張也端起酒杯，站起來。
“為了一個夭折了的天才……”我舉起杯子，卻說不下去了。
我們重新坐下。
幾杯酒下肚，惠暢的臉頰、額頭都紅了。
他的興緻高漲，話特别多，盯我一眼，不滿意地說：“你說我‘夭折’了？我還不服哪！還是老話一句：十年以後再說！”
我申辯說，隻是惋惜，并不是說他已經完結了。
“老張哇！咱倆今日初面，你不知道，俺倆年輕時，為了文學這個神秘的字眼，受過多少苦哇！”惠暢激昂地說，“我們窮得買不起稿紙，買不起一盒二毛二分錢的紙煙！我們住下三毛錢的黑店，晚上叫蚊子、臭蟲給咬跑了！我們肚裡填的豆渣、野菜，嘴裡卻讨論的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問題……我們從鄉村打出來，太不容易了……”
惠暢說着，伏在桌沿上，嗚咽起來了。
我很心酸，看看四周那些食客在盯我們，我勸他不要太傷感了。
老張也受了感動，誠懇地勸他吃菜，喝酒。
“現時的文藝政策太好了！在這樣好的文藝政策裡，我心裡真是急得癢癢，可是我沒有……本事！”惠暢痛苦地搖搖頭，瞪着有點紅絲的大眼珠，“放開手寫吧！多寫！寫好東西！你寫下好東西了，我感到高興，還有……我們的那個馬羅大叔，給你放火铳……”
我再也忍耐不住感情的潮水，摟住他的肩頭，這金子般的言語啊……
“我已經如願以償了！我雖然趴下了，一時三刻難以站起來，沒有關系。
我們倆總有一個人沒有趴下，這就夠了！”他誠摯地說着，神态安靜，“沒有辦法，我現在還要去做工，要養活孩子，供給他們上學。
你日後在哪裡發了作品，甭忘了給我一本……”
我點點頭，再也說不出什麼話來，就默默地坐着，喝着酒。
老張讓我們聊着，自己先告辭走了。
我和惠暢走在古城的街道上，誰也不想去擠汽車或電車，隻是悠悠地走着。
街道兩邊的一株株古槐，濃密的葉子變成墨綠色了，初秋的天空，潔淨而高遠。
“生活怎樣？”
“活泛多了。
我包這批門窗活兒，馬上就要完成了，能分幾百元。
”
“孩子念書行嗎？考學有希望沒？”
“考學？我看玄乎！娃娃倒是用功。
”
“注意身體，掙得夠養家就行了……”
“你也保重！咱們都不是二十年前那時候的體力了……”
惠暢打來電話，約我到他家去，口吻執拗，不容推辭，他說有重要事情相商，暫時保密。
我走進惠家莊，他在原址上的廈屋已經拆除，留下一堆廢舊的土坯。
問問臨近的人，說是不用再問，惠暢已經在村子東頭蓋下新屋，那幢兩層樓房便是。
走過村巷，剛剛泛綠的楊樹枝桠中，可以透見一幢漂亮的小樓房，紅磚牆，天藍色的樓欄，米黃色的窗棂，在嫩綠的樹葉的映襯下，使人容易想到是退職還鄉的高幹的居室。
惠暢正在院子栽花，抖着手上的泥土，哈哈大笑：“如何？看看我這别墅如何？”
他在自壓井管下洗了手，摔着手上的水珠，引我上樓，說：“請你先參觀我的書屋。
”
二樓東邊一間屋子，擺着三個書架，散發出油漆的氣味。
書架上擺滿了一色新的書籍。
臨南窗擺着一張書桌，筆墨整齊地置于案頭。
我真有點驚呆了。
“如何？”惠暢得意地笑着，“這個學習環境如何？”
“我好壞算個搞專業創作的，也沒有這樣好的條件。
”我說，“你可真是闊氣了！”
“比較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