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因素。
這天晚上，我和小鳳相約又來到窩棚跟前，她迫不及待地問：“你這幾天老皺着眉毛，有啥不順心的事呢？”
我不敢直說，推說熬了夜，休眠不足，精神不好。
她竟然信了，我的話她都信。
她依偎在我的懷裡。
我用一種玩笑的口吻試探她：“小鳳，如果有一天我得罪了某個領導，人家解雇了我，我就得滾回東塬上去，那樣的情況如果發生了，我們咋辦？”
小鳳随口說：“我跟你回東塬上去。
”
我說：“我冬天得下河灘來掏掘砂石掙錢，鑽窩棚，過原始生活。
”
小鳳說：“我跟你來鑽窩棚，給你做飯。
”
我想哭，再也說不出話來。
小鳳卻認真地說：“我早想過了，合同工有解雇的可能。
要是你真的被解雇了，也不必回東塬上去，更不必鑽窩棚采砂石，我們在縣城開個小飯館，或者開個雜貨店，咱倆經營，我也不當打字工了。
你願意幹嗎？”
我苦笑着說：“唔，你想得真周到……”
我在第二天見到孟局長時，他告訴我，韓部長約請我今晚到他家去坐坐。
我當然明白這“坐坐”的内容，這可真是一種痛苦而又艱難的抉擇。
我想起了莫泊桑的《溫泉》。
我曾經痛恨而且鄙薄過那個撈取了遺産而抛棄了真誠的愛情的家夥，我發覺那個令人鄙薄而且痛恨的家夥在選擇遺産和愛情時所經曆的苦惱正在我心裡發生。
無論這種選擇多麼痛苦，而時限卻正在今天晚上。
我和孟局長一起去了。
後來的一切就比較簡單了。
不久，我被調到縣委宣傳部做專職通訊幹部。
我寫的本縣各個方面的通訊報道稿不斷見報，縣委書記和縣長們以及人大常委會的主任們都很賞識我的才幹和工作态度。
這年年底，我被轉成正式國家幹部，和韓曉英的關系也正式公開了。
第二年春天，我被送到地區黨校去學習。
縣裡的新老幹部甚至通訊員也明白上黨校意味着什麼。
黨校學習期滿，我和韓曉英結婚了。
我們過得很和諧，從來也沒有吵過架，她的性格很好，思維十分周密，把家裡的内務和外交都處理得井井有序，大約自幼接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也與她小小年紀就從事财務工作不無關系。
她對我很尊重，照顧得無微不至，從服裝的式樣到每日的早點，都是經過認真的考慮，卻從來也未顯示過她的部長女兒的優越。
人人都說我有一個賢内助。
父親對這個兒媳滿意之至。
孟局長開玩笑說：“怎麼樣，曉英是個好媳婦吧？家教嚴嘛。
一般城池縣道的小市民太油……”我知道他說的“城池縣道的小市民”所指是誰，我和小鳳的眉來眼去根本不可能逃過那些商業局幹部的眼睛，但誰也說不準抓不住我倆相好的一件具體事實，在河灘鑽窩棚的事更是無人知曉。
這宗事已無任何影響，曉英從來也沒有追問過我，更談不上吃醋鬧矛盾了。
然而我總覺得缺了點什麼，倒不是對小鳳的負心，而是我自己心裡的某種渴望。
渴望什麼呢？窩棚裡的那種被熔化的完全忘我的原始式的瘋狂，再也沒有産生過。
我生逢其時，縣委在實行幹部“四化”的工作中簡直有點拉郎配。
既要年輕，又要有專業知識（具體就是大專文憑），又要有工作經驗。
我正好人選。
那張地委黨校的畢業證書，使我的審查材料順利地通過了各級組織部門的關口，我擢升為縣委宣傳部副部長了。
孟局長退居二線，成了商業局的巡視員，我的嶽丈韓部長也從組織部退出來，升了一級，成了縣人大的副主任，真是各得其所，皆大歡喜，不管别人怎麼說，我是覺得我的選擇沒有犯“方向性的錯誤”，倘若我和小鳳而不是和曉英結婚，我現在很可能正在河灘上那窩棚前的石頭上架鍋煮包谷糁糊糊，充其量和小鳳在縣城的某個角落賣油條豆漿或是經營日雜品小店。
那麼，有誰會看到我具備做一個縣委的宣傳部長的德和才呢？
我卻無法排除那嗒嗒嗒的打字機的響聲。
當我和曉英舉行婚禮的那天晚上，這響聲震得我靈魂不安。
當我坐在新落成的縣委大禮堂裡聽縣委書記鄭重宣布我的任職批複的時候，那響聲又在我心裡敲響了。
小鳳早已遠走高飛了。
她的痛苦可以想見。
她和一位技校畢業的工人結婚了，他在漢中的某國防工廠工作。
她跟他到漢中去了，再也沒有見過面。
任命我作宣傳部副部長的那天晚上，曉英特意為我精心準備了一頓豐盛的晚餐，而且破例拿出一瓶“西鳳”來。
我喝得有點過量。
說醉不醉，說醒非醒，我的腦子裡隻留下一片空白。
我推說要散散步，就走出家屬樓，走過縣城街巷，獨自一人溜到河灘上來了。
又是夏日的一個熱烈的傍晚。
晚霞把河天相接的地方塗成一片火紅，河水悠悠，紅光閃閃。
我走到那個熟識的高出沙灘的荒草地上，但已經找不到那架熟識的窩棚。
窩棚久不住人，倒坍了，散架了，完好的寥寥無幾，再也找不到那架窩棚了。
我無法評價我自己。
我抽着煙，默默地坐着。
從那楊柳林裡，從那悠悠的河水裡，從那塗成一片火紅的河天相接的遠處，又響起嗒嗒嗒的打字機的響聲……
1986.12.11于白鹿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