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并不至于用輕視、嫉妒或仇恨的眼光看待世俗之人和沒有學問的人，然而卻絕不會把他看作兄弟，更不會認為他是供給自已面包的人，而且對于世界上發生的一切事情，沒有一絲一毫分擔責任的心理。
在他眼中，生活就是為了學術而學術，或者如他樂意設想的那樣，是在一種包羅萬象的世界文化花園裡逍遙漫步。
總之，我們這種卡斯塔裡文化既高尚又高貴，這是毫無疑問的，我也必須深深感謝它的沐浴之恩。
但對大多數卡斯塔裡人來說，這種文化并不能像演奏管風琴或其他樂器那樣，把他們引向積極的目标，啟發他們更偉大更深刻的服務意識，而是恰恰相反，這種文化總是略略傾向自我欣賞，自我誇耀，總是培養精神貴族卻自鳴得意。
我很清楚，事實上有許多極正直極有價值的卡斯塔裡人，他們具有真正為人服務的願望，我指的是許許多多在我們這裡培養出來的教師，他們走出卡斯塔裡學園的舒适環境和知識豐富的領域，走到遙遠窮鄉僻壤的普通學校，從事無私的奉獻，作出了無法估量的重大成績。
應當說，唯有這些勇敢地走向世界的教師，才是我們中間真正實踐了卡斯塔裡宗旨的人，正是他們的工作才讓我們獲得了國家和人民的許多恩典。
毫無疑問，我們宗教團體裡的每一個成員都十分明白，我們至高無上的神聖任務乃是保護保存我們國家和整個世界的精神根基，保護保存業已證明為最有影響力的道德原理：也即正義以及其他種種道理得以建立于其上的真理基礎。
——但是，倘若我們作一番自我審視，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必然會承認，我們從沒有考慮世俗世界的利益，從沒有把維護我們自己這個于淨美好學園以外世界的精神純潔和正直視為最重要的任務。
是的，甚至認為毫不重要，輕輕松松地把這些工作全推給了那些勇敢地在外面從事奉獻的教師，讓他們替我們償還積欠世俗世界的債務，而我們這些玻璃球遊戲者、天文學家、音樂家和數學家，全都多多少少。
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們的特權地位。
我們未能強烈關注自己的特權是否符合我們的貢獻，原因在于剛才提到的種種傲慢和妄自尊大的心态。
甚至連我們因為奉行宗教團體的規定而不得不節儉的簡樸生活，也被我們中的許多人引以自誇的美德，絲毫也不知感謝使卡斯塔裡式存在得以延續的世俗世界的國家。
我隻想略略提一提這類内在缺陷和危機，它們并非無足輕重，盡管在目前平靜時期尚遠，不緻于危及我們的生存。
但是，我們如今得明白，卡斯塔裡人并非僅僅依靠我們的道德和理性而存在，而且從本質而言也得仰仗國家的境況和人民的意願。
我們吃我們的面包，使用我們的圖書館，擴建我們的學校和檔案館，——但是，倘若我們的人民有朝一日不再對我們有興趣，或者我們的國家出于貧困、戰争等等原因不再有能力供養我們，那麼，我們的生活和研究工作也就完蛋了。
倘若我們的國家有朝一日把卡斯塔裡及其文化視作一種奢侈品，不再允許我們存在，是的，甚至不但不再引以為榮，還看成是一群寄生蟲、騙子，是邪教徒和敵人。
——這就是來自我們外界的危機。
每當我試圖向一位普通的卡斯塔裡人指出他所面臨的危機時，總會多多少少遭到消極的抵制——一種近乎幼稚的否定和冷漠，使我現在必須首先從曆史上援引一些例證。
人人皆知我們卡斯塔裡人對世界曆史的興趣非常缺乏，是的，應當說大多數人對曆史不隻毫無興趣，甚至缺乏公正的敬意。
這類混合着冷漠和傲慢的厭惡研究世界曆史的傾向，常常激發我加以研究的決心，後來發現了兩個所以如此的緣由。
第一個原因是：曆史的内容讓我們覺得微不足道——當然，我說的不是思想和文化史，那卻是我們十分重視的範疇。
而世界曆史所記載的，按照我們的看法，全都隻是些殘忍的鬥争，為了權力，為了财産、土地、原料和金錢，總之，不過是些争奪物資和财富，争奪種種物質事物的鬥争而已，在我們眼中，這一切都是非精神的，因而是卑鄙的。
對于我們而言，十七世紀是苗卡爾、巴斯卡爾、弗羅貝格和舒茨的，而不是克倫威爾或者路易十四的時代。
我們厭惡世界曆史的第二個原因由來已久：我們對自己宗教團體誕生之前那一衰頹時期十分流行的諸多曆史著作始終保持傳統的、我認為也是合法的懷疑态度。
因而，我們也對所謂的曆史哲學——黑格爾是其中最傑出，也最危險的頂峰——，缺乏任何信心。
至于黑格爾之後的那個世紀，這種曆史哲學則不僅大大歪曲了曆史，還導緻了對真理意識的敗壞。
在我們眼中，偏愛這類曆史哲學恰恰屬于那個時代的主要标志，對于那個思想堕落和政治上争奪權力的時代，我們有時稱之為“戰争世紀”，更經常的稱呼是“副刊時代”。
我們今天的文化，我們的教會組織和卡斯塔裡就誕生在那一時代的廢墟之上，就是在與那個時代的精神——或者應當說野蠻思想——進行了鬥争，克服其影響而建立起來的。
這便形成了我們今天的傲慢精神。
我們面對世界曆史的心态，尤其是較近代的、幾乎像現實的曆史，情況就像古代基督教修士和苦行者面對五花八門的世界舞台一樣。
曆史在我們眼中純屬本能與時尚的兒童遊戲場，是貪婪、肉欲、權欲、謀殺、暴力、破壞和戰争，是野心勃勃的部長，被金錢收買的将軍，被毀壞的大小城市，然而，我們卻往往忘記了這一切也僅僅是曆史的許多方面之一。
而最重要的是我們忘記了我們本身也屬于曆史的一個部分，是曆史成長中的産物，因而一旦喪失繼續發展和變化的能力，就注定要遭受毀滅的命運。
我們既是曆史的組成部分，當然也得分擔世界曆史中的責任。
然而我們對此卻茫然無知，十分欠缺責任意識。
我們現在先看一看自己的曆史，看一看今日教育學園初建時的情況以及當時國内和其他國家裡的情況，我們立即就可看出，我們的教會隻是許多不同教會團體和組織之一，而我們永愛的卡斯塔裡，我們的故土和秩序的創建者們并不像我們這樣以超然于世界曆史之上為榮。
我們的先輩和奠基者們是在戰争時代末期的廢墟上開創自己事業的。
我們已經習慣于官方的分析介紹，其實他們對那個始于所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代狀況的分析全是片面之詞。
因為恰恰就是那個時代最不重視精神思想，大權在握的統治者們隻是偶爾才動用這類他們認為次要的精神武器，其後果便是出現了腐敗的“副刊時代”。
是的，把那個權力鬥争導緻的時代稱呼為反理性的獸性時代是很容易的事。
我稱之為非理性，并不是要否定其在知識與方法領域作出的巨大貢獻；我們在卡斯塔裡受教育的人習慣把追求真理的意願放在精神思想的第一位，而當年盛行的精神知識似乎與我們的追求真理意願并無共通之處。
那個時代的不幸在于，沒有任何堅定的道德秩序來對付驚人地迅速膨脹人口所導緻的混亂和騷動。
碩果僅剩的一點兒道德秩序也都被當時流行的标語口号壓倒而淹沒了。
而那些紛亂鬥争本身也在其發展過程中變成了種種奇怪而可怕的事實。
整個情況與四個世紀之前因馬丁·路德①導緻教會分裂時期極其相似，整個世界突然陷于一片混亂之中，到處都是戰場的前線，到處都壁壘分明，青年和老人勢不兩立，國家與個人互不相容，紅色和白色對立厮殺。
時至今日，對那種“紅”“白”紛争的内在動力，對當時種種戰鬥口号的真正内涵，我們已沒有能力恢複其原貌，更談不上加以理解和共鳴了。
整個情況就和路德時代一樣，我們看到整個歐洲，甚至可說是大半個世界，到處都在混戰，正教徒與邪教徒之間，青年與老年之問，擁護過去者和擁護未來者之間，都狂熱地或者絕望地彼此火拼。
人們的戰線還常常突破了國家、民族和家族的邊界。
我們可以毫不懷疑地認為大多數戰士，或者甚至包括他們的首領在内，全都信仰自己一方擁有至高無上的真理。
我們也無法否定，許多為這類戰鬥發言的領袖人物和代言人，大都也均如當年人們形容的那樣，盡皆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主義精神。
到處都是戰場，都在殺人和破壞，雙方都強調自己是替天行道，替上帝打擊魔鬼。
在我們這裡，那個野蠻時代——那一歡欣鼓舞、瘋狂仇恨而又狂熱到無法形容的時代，早已被忘得一幹二淨，這真是難以理解的事，因為它與我們團體種種機構的誕生有着非常密切的聯帶關系，可以說是我們得以誕生的前提和原因。
一位諷刺作家完全可以把這種喪失記憶比作那類冒險家暴發戶的健忘症，他們一旦取得貴族封号飛黃騰達，便将自己的出生土地和家鄉父老抛到了九霄雲外。
我們再稍稍叙述一下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吧。
我閱讀過不少文獻資料。
我的興趣不在那些被征服的國家和被摧毀的城市上，我隻關心當時精神工作者的态度。
他們處境艱難，大部分人甚至難以苟延殘喘。
不論在學者間，還是在教士問，都出現了為信仰而犧牲的殉難者，他們的先驅和殉難精神，即或在那個已經習慣于殘暴統治的時代，也并非沒有影響。
尤其因為到處都有精神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受不了壓力，他們中的多數人都向暴力時代低頭了。
那些人投降後便讓自己的才能、知識、技術聽候當時的統治者發落，這情況令我們回想起古時候一位馬薩吉特國學者所說的名言：“二加二等于幾？唯有将軍閣下而并非數學家，才可能作出确定答案。
”另外有一些人則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