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以勉強維持安全的方式進行奮鬥，發表抗議文章等等。
根據切根豪斯的報道，我們知道了許多實情，有位世界聞名作家，僅僅一年間就簽署了二百多份抗議書、警告信、請願書等——也許實際數字還不止此。
但是絕大多數入學會的是三緘其口，也學會了忍饑挨凍，學會了乞食和躲避警察。
許多人英年早逝，受到了殘存者的羨慕。
無數人士自絕生命。
老實說，身為學者或作家而苟且偷安，實在既無樂趣又不光彩，他們投身統治者，為其寫作标語口号，雖然有了職位和面包，卻得忍受上司的窩囊氣，大多數人還免不了受自已良心的責備。
凡是拒絕從命的人，不得不忍饑挨凍，不得不铤而走險，不是死于非命，就是死于放逐。
這是一場多麼殘酷，多麼難以置信的大清洗啊。
不僅是那種不為當權者和戰争目标服務的研究工作，很快便崩潰衰亡了，而且連教育事業也遭到了同樣的厄運。
首當其沖的是世界曆史，任何一個曆史時期，任何一個大國的具體曆史，都受到了無窮無盡的删削和修改，曆史哲學和副刊文字控制着所有領域，包括中小學校。
細節描寫已經夠多，不再贅述。
總之，那是一個狂暴而野蠻的時代，混亂不堪的巴比倫式的時代，是人民與政黨，老與少，紅與白互不理解的紛争年代。
待等流夠了血，丢盡了臉，那個時代才告終結，漸漸地，所有的人都越來越渴望理性，渴望重新找回共同語言，渴望秩序、道德，渴望合理的尺度，渴望一種字母順序排列表和乘法口訣表，而不再有權力集團随心所欲、朝令夕改的專制統治。
于是，誕生了尋求真理和正義，尋求理性，尋求克服混亂局面的思想大浪潮。
在那個憑借暴力和膚淺文字建立的年代告終時的政治真空狀态中，在人人普遍迫切希望開創新局面和建立秩序體系的要求中，我們卡斯塔裡才得以應運而生。
有一小群勇敢的、餓得半死的、卻一如既往剛正不阿的真正的思想家，開始意識到發揮他們作用的可能途徑。
他們開始勇敢地以苦行僧的自律态度着手創建秩序與規章，在各處各地的種種小團體，甚至是極小的團體中開展工作，清掃一切宣傳口号垃圾，從最基礎的底層開始重建精神生活，重建教育、研究和文化工作。
他們的努力獲得了成功。
他們白手起家，以百折不撓的勇氣，漸漸蓋起了輝煌的建築。
幾代以後，建立了宗教團體、教育委員會、精英學校、檔案館和資料室，創建了專科學院、講習班以及玻璃球遊戲。
今天，我們作為繼承人和受益者，才得以穩穩居住在這些近乎過分富麗堂皇的建築物裡。
我得重複強調說，我們就像一批有點糊裡糊塗的賓客，舒舒服服地住在這裡。
我們既不想知道當年奠基者們所付出的巨大犧牲，也不想了解他們為撫育我們而忍受的諸多磨難，甚至不想知道當年醞釀或者形成了我們卡斯塔裡建築的世界曆史——雖然這一曆史至今仍然支撐與容忍着我們，并且也許還會支撐與容忍我們後代的卡斯塔裡人和各學科的大師們。
但是，世界曆史總有一天會推倒和吞沒我們這些建築，如同推倒和吞沒一切它曾經允許其成長發展的東西一樣。
我現在離開曆史談談今天和我們的現實情況：我們的體系和我們的團體已經度過了自己絢麗的高峰時期，那是謎一般的世界現象偶爾允許人類美好和有價值事物達到的幸運頂峰。
如今我們是在走下坡路，我們也許還能夠走很長一段時間，但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再有比我們已經擁有的成果更好、更美、更有價值的成績了。
今後是一條下山的路。
我相信，我們都是具有曆史觀點的人，現實已經成熟到了衰亡的程度，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實，也許不在今天或明天，但是必然出現在後天。
我這一結論，并非僅僅從過分嚴格的道德角度對我們的成就和能力進行評價而得，而是根據我觀察到世俗世界早就在展開的種種活動而得出的。
危難的年代正在日益臨近，不祥的征兆随處可見，世界怕是又要轉移重心了。
世界正醞釀着政權交替，那就難免戰争和暴力。
來自遠東的威脅不僅危及平靜生活，還會危及人們的生命和自由。
即使我們小小王國堅持中立立場，即使我們全體萬衆一心（事實上不可能）堅持傳統，堅持忠于卡斯塔裡的理想，亦屬枉然。
目前已經有一些國會議員在大會上發言聲稱，卡斯塔裡是我國一項頗為糜費的奢侈品。
不久後，我國就會被迫認真重整軍備——盡管僅僅出于自衛——，自然要大量節省開支，這是不可避免的。
盡管政府對我們仍然十分寬厚，卻是一筆大量的開支。
我們一貫自豪于自己教會團體的精神工作以節約國帑為原則。
是的，與其他時代糜費現象相比較，尤其是與副刊時代早期那些闊綽無度的大學、數字巨大的顧問人員和奢侈浪費的研究機構相比較，我們的開銷實在不算大，而與戰争年代耗于戰事和武器的數字相比較，更是微乎其微。
但是，事實上軍費開支也許很快又得列為當務之急；國會也會很快又在将軍們控制之下。
當我們人民面臨如下兩種抉擇：犧牲卡斯塔裡抑或聽任自己受敵人炮火襲擊？
那麼，抉擇的結果是不難預料的。
毫無疑問，一種戰争意識會很快膨脹起來，标語口号宣傳首先會打動一批青年人。
之後，不論是學者、學術、拉丁文、數學、教育，還是文化藝術，統統将視其能否符合戰争目的而判定有無存在的價值。
浪頭已經湧起，終有一天會把我們沖走。
也許這倒是好事，是無可避免的好事。
不過，尊敬的同事們，首先我得說，按照人類的尺度，我們目前仍然具有抉擇與行動的有限自由，這也正是人類的長處，也正是世界曆史為何成為人類曆史的原因，我們可以按照我們對現實的觀點作出抉擇，我們可以按照我們覺醒和勇敢程度作出行動。
倘若我們願意，我們也可以閉起眼睛置之不理，因為危險距離我們确實還很遙遠。
我們目前承擔着大師職責的人完全有理由揣測自己大概會在危機臨近到人人可見之前平安完成任期，也會平平靜靜逝世。
然而對我個人而言，我想其他人也一樣，我難以心安理得地平靜生活，而不覺得不昧良心。
我無法繼續平平靜靜執行公務和進行玻璃球遊戲，盡管我預料浪頭打來時自己早已不在人世。
不，我不能這麼做。
我覺得必須提醒自己要有緊迫感，即或我們并非政界人士，卻屬于世界曆史的一部分，也就不能置身事外。
因而，我在這篇文字開頭處便聲稱，我擔任公職的能力出了故障，或者應當說我無法平平靜靜完成職責而不花大部分精神去思慮這個未來的危機。
我當然不必幻想這個災難會以何種形态降臨到我們大家身上。
但是我卻不能夠無視下列問題：我們應當如何行動，我又該怎麼做，才能應付這個危機？請允許我對此也略加叙述。
我并不想提倡柏拉圖的主張，認為國家應由學者或者賢人統治；因為柏拉圖時代的世界還非常年輕。
雖然柏拉圖可以說是卡斯塔裡的某種類型的創始人，卻絕不可以說是一個卡斯塔裡人。
他是天生的貴族，是皇家的後裔。
而我們确實也可以算是貴族，培養成的貴族，然而我們是精神上的貴族，不是血統貴族。
我從不相信人類有能力把世襲血統貴族也同時教育成精神上的貴族，那也許會是一種理想的貴族，但永遠隻是一種夢想而已。
我們卡斯塔裡人不适宜承擔統治工作，盡管我們都有教養并且富于智慧。
倘若我們不得不管理國家，我們将不會像一般統治者那樣運用暴力和簡單手段，因為那麼做的話，我們大概很快便會荒疏我們原本的根基，也即荒疏了培育光輝的心靈。
事實上，統治管理國家并不像某些自命不凡的知識分子認為的那樣，是又愚蠢又兇殘者幹的工作，而是不僅需要樂于不間斷地積極從事外務，也即具有讓自已與目标溶為一體的熱情，而且還必須具備果斷精神，也即為目标不惜一切的能力。
這卻是一個學者——我們并不願自封為智者——不可能具有也不想具有的特性，因為我們認為觀察比行動更為重要，我們也都早已學會如何處理目标和手段，為了達到目标必須盡可能地小心謹慎，必須步步設防。
因而結論是：我們既不宜統治，也不宜參政。
我什1擅長研究、分析和測度，我們是一切規矩、章程、方式方法的制訂者、保護者和審查者，我們是一切精神尺度的衡量者。
當然，我們還會做許多别的工作，在一定條件下，我們也會成為革新家、發明家、冒險家、征服者或者颠覆者。
然而我們最重要的功能則是維護一切知識源泉純淨的能力，這也是人民需要我們和保存我們的原因。
在商界，在政界，指鹿為馬，颠倒黑白的驚人之舉并不少見，這是我們永遠不會做的事情。
在以往曆史時期裡，在一些所謂的“偉大盛世”中，也即發生戰争和颠覆政權的期間，偶爾也會有一些知識分子受慫恿而進入政治圈子。
這種情況在副刊時代的晚期大為突出。
那個時代裡竟然出現了讓精神思想隸屬于政治或者軍事的主張。
同樣，也出現了把教堂大鐘熔鑄成大炮，把幼小的學童拉去補充軍隊缺額的情形。
于是，精神思想也被濫用成了戰争物質。
當然，我們不會同意這類主張。
那時，一個學者會在局勢危急時被拉離講台或書桌去當兵；也有的學者會在某種情況下自願上戰場。
當一個國家在戰争中耗盡财力物力時，學者們不得不節衣縮食，直至忍饑挨凍，而無可抱怨，一個人的教育程度越高，他的特權也越大，遭逢災難時所付出的犧牲也必然越大。
我們希望每一個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