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将重新出現的納粹狂熱稱作青年抗議。
他們把這個詞扭曲到無法辨認的程度。
因為年輕的納粹分子呼籲的不是社會或政治方面的改進，他們喊出的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口号。
他們以優秀種族的名義行攔路搶劫之事。
他們追逐和殺害别人并不能改變他們自己的生活，他們對自己的生活不滿意是事出有因的。
在外國人和有辱種族形象的德國人（因為他們無家可歸、搞同性戀或是有殘障）那裡搞暗殺、放火以及鬥毆，這不能被稱為青年抗議。
但就連批判性的——即那些人們根據法西斯主義的曆史模式用來形容德國人特點的——相關詞彙也已僵化成意識形态了。
因此這些特點——在一種尚未尋找就已經終結了的邏輯下——就被牽強地聯系在一起。
這種模式竭力宣稱，每個具體的德國人無論在何時作為可供使用的行為規範都不外乎希特勒治下其民族的殘暴行徑。
即使是雙目圓睜地對法西斯主義進行批判性地審視，在嚴格拒絕國家社會主義的同時有人卻像國家社會主義本身一樣，宿命地認為個人不過是整個“民族性”的組成部分。
有關德意志民族特點的模式僅僅是從國家社會主義那裡抄襲來的，這種模式覺得能夠自圓其說，但臨摹法西斯主義自然是行不通的。
區别對待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會打破模式。
模式是想保持封閉的，它讓每個重複者都能獲得發明者的滿足感。
最糟糕的是：這種模式令人着魔，其自信達到了躁狂程度。
它霸占着話語權，并阻止人們進行反思，這種反思——不确定地——試圖換一個視角看問題。
然而社會，或者說被我們稱為社會的，因為沒有更貼切的詞，也就是人卻是活的。
他們每天都說話，在兩種分歧的意見間穿梭，即處于中間地帶。
再加上曆史和文化的沉澱并非無條件的，否則東西德在經曆了四十年分裂為意識形态完全不同的兩個國家後就不會有這麼大差别了。
1970年烏韋·約翰遜在《試圖解釋一種心态：論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一類東德公民》的文章中寫道：
誰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