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甲午戰争不是老一輩人發動的，而是年輕人掀起的。
在内地是川上（參謀次長），在北京是小村（公使）。
而陸奧（外相）等人，巧妙地捉住了時機，巧妙地操縱了伊藤、山縣等大人物。
”
林董的回憶錄中，也有可以證實這些情況的插話。
德富蘇峰（即德富豬一郎）說是年輕人“操縱”了大人物，其實，用“蒙混”之類的說法似乎更恰當些。
派遣兵員巧妙地蒙混過去了，但是，要長期蒙混下去卻非常困難。
于是，想出了一個使老糊塗們無法插嘴的方法。
這就是設置大本營。
6月5日，在參謀本部内設置了大本營。
關于往朝鮮派遣混成旅團的事，也獲得天皇批準。
動員及各種計劃，均屬“統帥事項”，由大本營直接決定，雖内閣總理大臣也無權過問。
這樣，伊藤首相在戰争進行上就成了局外人。
按理說，應當依據“戰時大本營條例”，在宣戰之後才能設置大本營。
明治二十七年6月5日那一天，日本還沒有宣戰，所以，這時設置大本營應該說是違法的，但沒有任何人提出異議。
明知這是一種違法勾當的，恐怕隻有川上中将等，也就是強行設置大本營的少數幾個人。
設置大本營兩天後，6月7日，陸軍省和海軍省禁止報紙、雜志報道軍機。
海軍省隻是在陸軍省禁令中的軍隊二字之上加了“軍艦”二字，其他文句完全相同。
當時的海軍大臣西鄉從道與陸軍大臣大山岩都是伯爵。
同一天，敕令設置了臨時陸軍中央金櫃部——“戰時或臨事變之際設于東京，掌管臨時陸軍經費之收支及決算報告事宜”。
明文規定這是一個完全獨立于司法、立法部門的戰費财政部，可以借機密之名，自由地動用巨款。
于是，軍費鎖在密室裡，報道以所謂“大本營發表”的形式壟斷。
6月9日，各報館刊登一條消息：“鑒于朝鮮國内，内亂頻仍，其勢日益猖獗，該國政府又處于無力鎮壓情況之下，為保護在該國之我國公使館、領事館及國民，特派軍前往。
……不久前，中國政府已照會我國政府出兵朝鮮國，據此，我國政府亦如前約，出兵赴韓，并将此意立即電告中國政府。
”
大鳥圭介從東京出發的日子，正是設置大本營的6月5日。
伊藤首相在大鳥公使出發之際，訓示：“你到了那裡，同那個年輕人——袁世凱好好研究一下，盡可能穩妥地收拾局面。
同袁世凱一說，他就會明白，因為他的後面還有李伯（李鴻章）在。
我也馬上同李伯聯系！”
但是，大鳥去陸奧外相那裡，陸奧卻說：“不管怎樣，我得先說一句，‘你要把事情和平收場。
’這就是，嗯，所謂開場白吧！”
這不是一句直截了當的話。
大鳥立刻覺察出，他的話同總理的訓示有些微妙差别。
“關于朝鮮的事，”陸奧外相繼續說道，“比起任何國家來，日本帝國都應當占據絕對優勢的地位。
這就是大前提。
如果用和平手段達不到這個大前提，就不能再拘泥于和平方法，就要毫不猶豫地破壞和平。
由此而産生的一切後果，都由外交大臣的我來負責。
”
“我明白了。
”大鳥答道。
“不必擔心幹過了頭，明白我的意思吧？看準時機，堅決幹它一場！”
陸奧外相似乎想确認對方是否弄清了他的真意，端詳了一陣大鳥的臉色。
陸奧的《蹇蹇錄》中有一段關于大鳥出發前的記述：“我在大鳥公使将要從東京出發時，詳盡地給了他幾條訓令。
其中，關于今後朝鮮的局勢問題，我告訴他：除非萬不得已，應以和平手段結束事态為第一要義。
不過，當前的形勢已非常緊迫，倘若時局遽變，無暇向本國政府請示，則允許該公使适當考慮，臨機應變。
上述訓令似有表裡不一之嫌，但在如此形勢之下，對派駐外國之使臣給予非常之權力，亦實屬不得已也。
”
從字面上看，陸奧确實做了“表裡不一”的指示，似乎可以理解為置重點于和平手段。
《蹇蹇錄》中引用外交機密文件甚多，這些文件最初雖不會公諸于世，但遲早要被世人所知曉，他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才做出原則性很強的樣子。
實際上，他的訓令正相反，果斷措施遠比和平手段受重視。
從當時在座的外務次官林董的回憶錄中可以明顯地看出，陸奧外相的訓令就差沒說出：一定要執行開戰的方針政策。
陸奧外相送走大鳥公使之後，還自言自語：“他真的明白了嗎？”略感不安，應該再明白一些地告訴說：“絕對要打一仗！”陸奧并不認為大鳥頭腦遲鈍，隻是對他的思想不放心。
大鳥的政治觀點是日清同盟論。
他認為，在東亞反抗西歐列強的壓迫，隻有日中同盟這一條路。
在朝鮮問題上，他也主張日中兩國共同合作。
但陸奧不這麼想。
陸奧認為，應該由日本獨占朝鮮。
大鳥這個人也确有古代遺風。
陸奧坐到椅子上，用拳頭捶打膝蓋。
他今年五十歲，大鳥圭介比他年長十一歲，去年滿六十。
雖說是訓示，但陸奧對大鳥無論如何在用語上也得尊重些。
大鳥走出房間時，目光炯炯，面帶笑容，這是什麼意思呢？
陸奧停住手，陷入沉思。
大鳥的微笑是嘲笑嗎？他也許在心裡罵着“小崽子”。
陸奧宗光生于和歌山藩士之家，年輕時同長州的桂小五郎交往，從事勤王運動，參加過土佐的坂本龍馬的海援隊。
明治維新後，他的命運也有過多次起伏，但總是在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