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照射之下。
陸奧還是學生時，大鳥圭介已任幕府的陸軍奉行。
大鳥反對大政奉還，也反對江戶開放，是個主戰論者，曾在函館五棱郭戰鬥過。
陸奧心想：我也是有骨氣的人，坐過牢的不隻是你一個！
剛才，陸奧真想沖大鳥背後這麼喊一句。
大鳥曾被明治政府投進監獄，而陸奧明治十一年參加大江卓、林有造的反政府運動獲罪，也坐過五年牢。
陸奧想：你的骨頭倒是舊了一點，因為有一部分骨頭是在閑谷制成的。
不錯，大鳥圭介在備前的閑谷黉學過漢學。
陸奧認為，大鳥的日清同盟論是受了閑谷漢學的影響。
6月6日，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根據《天津條約》第三條規定，向日本外交部通告出兵朝鮮事，其中有一句“為保護屬邦”。
翌日，6月7日，日本外交部通知中國公使：日本出兵朝鮮，“不承認朝鮮為清之屬國”。
日本駐中國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向李鴻章通知出兵，也在6月7日。
小村年三十九歲，是所謂的少壯派。
通知很簡單，隻說是根據《天津條約》，日本派兵朝鮮。
清政府辦理外交事務的衙門叫“總理衙門”，全稱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中國曾經是世界帝國，同它有各種關系的國家，它不認為是平等的“外國”，而是屬國。
所以，它沒有相當于近代國家的外交部，隻用禮部和理藩院适當地處理外國事務。
英法聯軍攻進北京，各國在北京開設公使館，這才不得不設一個同外國外交官進行交涉的機構——總理衙門。
此機構設于1861年，名曰“總理各國”，而不叫“總理外國”，夠頑固的了。
總理衙門由十來名侍郎以上的高官擔當總理衙門大臣，是合議制，原則上均有兼職。
設置這樣一個同外國對等的衙門，清政府感到十分懊惱，在處理實際事務時總是拖泥帶水。
這時的總理衙門由皇族的慶親王擔任首席大臣。
慶親王自從光緒十年（1884年）接替恭親王之後，任此職已有十年之久。
其他大臣有吏部右侍郎廖壽恒、兵部尚書孫毓文、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理藩院尚書崇禮、吏部左侍郎徐用儀、宗室的福锟等，後來出名的榮祿此時是步兵統領，他成為總理衙門大臣之一，是在這年的十二月。
中日兩國出兵朝鮮時，他還沒到衙門來。
總理衙門接到小村代理公使的照會後，要求日方：“我國受朝鮮政府之請，為平定其内亂，依據保護屬邦之舊例，派兵前往。
内亂平定後，立即撤兵。
日本政府派兵之理由稱保護公使館、領事館及商民人等，估計不會需要過多軍隊。
加之，朝鮮政府并未籲請日本出兵，故不宜往朝鮮内地輸送軍隊，以驚擾住民。
萬一同我國軍隊遭遇時，恐因言語不通，發生事端。
請轉告貴國政府。
”
小村将照會轉呈本國政府後，日本政府答複：“我國政府根據《天津條約》之規定出兵朝鮮，沒有理由接受貴國之指示和要求。
”并重申從未承認朝鮮為中國之屬邦。
又說，日本軍隊服從紀律、節制而進退，即使與清軍相遇，也絕不會發生事端。
反倒提醒清政府令其軍隊勿尋釁鬧事。
照會往來已迸出火花。
《蹇蹇錄》中寫道：“和平雖未破壞，幹戈雖未交鋒，僅在一篇簡牍中已顯示彼我所見不同，過早表現出甲争乙抗之狀态。
兩種電雲即将正面接觸，刹那間可成電閃雷鳴之勢，其意甚明。
”
陸奧外相的方針是：在外交上常表現為被動狀态，一旦有事，軍事和各方面都要先發制人。
如前所述，往朝鮮的中心港仁川輸送軍隊，日本自宇品港出發大約需要四晝夜，而中國從山海關或大沽啟程隻需兩晝夜。
假若接到清政府的出兵通知後才出兵，就會被落下。
于是，日本方面想出一個計策：借大鳥公使返回任所之機，多帶些步兵。
不過，伊藤首相反對這麼做。
他認為：“這不是給對方以口實嗎？”
日本政府打算根據《天津條約》第三條，中國首先出兵，然後日本也出兵。
這就是所謂外交上的被動立場。
“因東學之亂，仁川、漢城都亂得不可收拾，所以應帶些警備人員。
”陸奧外相抱住他的計策不放，說道。
“可是，這也應該有個分寸。
譬如，同是警備人員，叫它軍隊，就不如叫巡查穩妥些。
方法上必須再研究一下。
”伊藤說道。
對于公使返回任所時帶些武裝兵員，伊藤首相并不完全反對，條件不過是别給清政府以借口，他的計策是考慮把軍隊稱為警察。
乘軍艦前往，當然要有水兵。
水兵一登陸，作為陸戰隊，就成為最好的兵力。
在艦上比定員多編入一些水兵，就可以很自然地增加兵力。
軍艦“八重山”的艦種屬于“報知艦”，同海軍協商的結果，在定員外又增加了近百名水兵。
正同西鄉海軍相商議時，得知在外洋演習的數艘日本軍艦返回釜山附近。
若命令這些軍艦回航仁川，就能進一步增加兵員。
三百到四百人，是大鳥公使可以帶領的兵數，顯得很正常。
警視廳的二十名巡查，是公認的護衛。
大鳥公使搭乘“八重山”号起航是6月5日。
雖然在中、日兩國的出兵通知之前，但日本方面獲得了清政府派兵的大緻情報，與之相反，清政府方面對日本的計劃卻一無所知。
袁世凱完全被杉村代理公使和鄭永邦書記官等日本外交官操縱了。
大鳥公使到達仁川的日期是6月9日。
清軍到達朝鮮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