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使大軍停留在朝鮮的借口”，别無他求。
汪公使在接受提案、同意向本國轉達時，甚至說：“不管怎樣，我認為撤兵是先決條件。
”提了一個問題以外的意見。
汪公使接到本國指示，正式答複日本，是在6月21日。
清政府列舉三項不同意的理由：
一、朝鮮的内亂業已平定，清軍已無必要代替朝鮮政府讨伐亂軍，中、日兩國所要協力鎮壓的對象已不複存在。
二、改革方案完美無缺，但朝鮮的改革應由朝鮮自己去從事。
連宗主國的中國也不幹涉其内政，何況日本不是一直認為朝鮮是獨立自主的國家嗎？就更無權幹涉其内政了。
三、事變平定後各自撤回本國軍隊，是《天津條約》所規定的，也是理所當然的。
陸奧宗光接到這個答複後自言自語：
“癡心妄想！”
為什麼是癡心妄想呢？
清廷的正式複文，正如陸奧所預料的，把李鴻章的意見和理論全如實地反映出來，條理整然。
這條理整然之處，正是陸奧認為李鴻章癡心妄想之處。
日本政府，起碼當事人陸奧外相和參謀次長川上兩人，是下定了決心的。
對于這種決心，以為可以用條理整然的論戰來攻破，不是癡心妄想又是什麼？
陸奧要駁斥清政府，這三條回答，無懈可擊，要駁倒它，必須使用更尖刻的論法。
第一條朝鮮内亂業已平定的事實，首先要否定。
“從表面現象觀之，朝鮮國内不無恢複靜谧之狀……”
陸奧也不得不承認，作為一種現象，朝鮮已經平安無事了，但是，他一口咬定這是表面現象。
朝鮮是否真的恢複了和平，兩國政府在見解上有差别，日本政府并不認為内亂已經平定。
“朝鮮之内亂，不除去根本之禍因，絕無安堵可言……如今滿足于一時之和平假象，并不能斷定将來之形勢已無危殆……”
“我國與朝鮮海水之隔，一葦可航，疆土極為接近。
彼我交易之重要，自不待言，日本帝國在朝鮮國之利害關系，亦甚重大。
因之，對于該國今日發生之慘事，袖手旁觀，不施以匡救之策，則不但有悖于鄰邦之誼，亦有損于我國自衛之道，終不免為他國恥笑。
日本政府理應負起謀求朝鮮國安甯靜谧之任，不可再有絲毫遲疑……”
草稿由秘書拟就，陸奧又慎重修改。
在收尾處，他提筆加上數語：
“本大臣披肝瀝膽，開誠相見，極盡衷誠之意。
即或貴國政府另持所見，帝國政府亦不能撤回現駐朝鮮之軍隊。
”
陸奧本意：這就是日本政府對清政府的“第一次絕交書”。
這篇絕交書中包含着過多的詭辯。
為了使駐兵合法化，這時候隻有玩弄詭辯和激昂慷慨了。
汪公使把正式複文送給陸奧外相那天，參謀本部接到神尾少佐從天津發來的急電：清政府往朝鮮增派軍隊五千人。
其實，這是謊報軍情。
次日，22日，神尾少佐電告：“李鴻章命令衛汝貴、吳育仁諸将，準備出兵，并向北洋海軍發布戒嚴令。
”
這也不過是流言飛語。
神尾少佐究竟是有意還是無意，現在已無從判定。
不過，說陸奧宗光不知道這是誤報，因而以此為判斷局勢的一種依據，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深知中日間外交關系底細的陸奧外相，豈能不清楚清政府的避戰态度？何況對于神尾少佐的電報也應該對照事實，略加折扣，才能作為參考。
當然，也可能是參謀本部的陰謀詭計。
陸奧内心裡對神尾的情報肯定是不相信的，隻是為了開戰，必須多多積累形勢緊迫的情報。
清政府從理論方面把日本逼入困境的前提是，“朝鮮的内亂已經平定”，而日本則反駁說：“不，那隻是表面現象，真正的禍根還遠遠沒有挖出。
”兩國站在不同的“前提”下，一方主張撤兵，一方主張繼續駐紮。
神尾少佐的情報給禦前會議的空氣以強烈的影響，這正是陸奧所希望的。
禦前會議上決定放棄日中提攜的方針，由日本單方面以武力為背景，進行朝鮮改革。
6月22日，日本外交部的加藤增雄書記官被派往朝鮮，帶去一封絕密訓令——“按今日之形勢，釁端已開，交戰在所難免。
因之，隻要曲不在我，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制造開戰借口。
”
附帶要求是要使我方不負挑起戰端之責。
總之，即使勉強為之，也要促成開戰。
日本政府的意圖傳達給朝鮮的大鳥公使。
23日，公使催促大島少将所指揮的混成旅團開進漢城。
24日，在仁川待機的旅團主力向漢城開拔。
軍号聲嘈嘈，太陽旗獵獵，昔日被視為軟弱派的大鳥公使也轉變為堅定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