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三封信沒有一次提到諾拉的名字；隻是一直用‘我妻子’。
“如果那三封信是吉姆在紐約寫的——在他和諾拉結婚以前、在他知道諾拉會嫁給他之前——那麼，吉姆就不可能在信中提到諾拉生病或諾拉去世。
案發之初，我們一直理所當然地認為他指的是諾拉，但一旦等到我們無法相信這一點，那麼，原來以為諾拉是吉姆企圖毒害的犧牲者的那個假定就全部瓦解了。
”
“真不可思議，”卡特喃喃說，“不可思議。
”
“我弄糊塗了，”帕特麗夏抱怨，“你是說——”
“我是說，”奎因先生說，“諾拉一直沒有受到威脅，諾拉根本從來沒有過危險……諾拉根本從來就不是被謀害的對象。
”
帕特麗夏用力搖着頭，并抓住杯子。
“這一來，就打開了全新的推測！”卡特驚呼。
“假如諾拉不是被殺害的對象——根本從來不是的話——”
“事實上呢？”埃勒裡評議道，“除夕那天确實有個女人死了：羅斯瑪麗·海特。
我們原來都以為諾拉是要被毒殺的對象，而羅斯瑪麗的死亡是意外。
現在我們知道了，諾拉不是要被毒殺的對象，當然接下去的推斷可不就是：羅斯瑪麗不是意外死亡的——從一開始，羅斯瑪麗就是要被毒殺的對象？”
“從一開始，羅斯瑪麗就是要被毒殺的對象……”
帕特麗夏慢慢地重複，好像那些字是她不懂的語言。
“可是——”布雷德福正要表示異議。
“我知道，我知道，”埃勒裡歎氣。
“這個推斷一定會引起極大的不解和反對。
可是一旦把諾拉剔除在被謀害的對象之外——因為它本來是導緻犯罪的唯一邏輯解釋——我們就必須接受新的假設：羅斯瑪麗是要被謀害的對象。
可是我立刻問自己，那三封信與羅斯瑪麗的死有沒有關系，表面看是沒有關系。
因為三封信指的是吉姆妻子的死——”
“羅斯瑪麗是吉姆的姐姐，”帕特麗夏皺着眉說。
“是的，而且羅斯瑪麗在感恩節和聖誕節沒有顯出生病的迹象。
還有，既然那三封信可以看成是兩三年前或更多年前寫的，它們就未必表示帶有犯罪意圖。
它們可以隻是指吉姆前妻自然的死亡——不是指諾拉，而是吉姆在紐約娶的妻子！她死于紐約，時間是在吉姆背棄諾拉逃走到回來娶諾拉為妻這段時間内的某個新年元旦。
”
“可是吉姆從來沒提過第一個妻子的事。
”帕特麗夏不同意。
“這不能證明他那段時間沒有妻子。
”卡特說。
“對，”埃勒裡點頭，“所以，那三封信可能根本沒什麼事，除了兩個非常值得玩味和懷疑的因素以外。
這兩個因素是，第一，三封信寫好卻沒有寄，好像沒有人在紐約死去。
第二，有個女人真的在1941年新年元旦死于萊特鎮，就像吉姆提前很久在第三封信，也就是最後一封信所寫的一樣。
這是巧合嗎？對這個想法我保持懷疑。
這不是巧合，我看出羅斯瑪麗的死和吉姆寫的三封信一定有什麼關聯——信當然是他寫的。
可憐的埃力·馬丁法官在審訊時，曾想推翻它們的真實性，他那樣做雖然勇敢，但顯而易見是無計可施時的絕望做法。
”
安德森醒來，樣子氣惱。
格斯·奧利森搖着頭，安德森先生跌跌撞撞走向吧台。
“店主，”他醉眼一瞥，“拿碗給我倒滿要滿得流出來！”
“我們不拿碗給客人喝酒。
況且，安迪，你喝得夠多了，”格斯責備地說。
安德森先生開始哭起來，頭枕在吧台上，吸泣幾聲後竟睡着了。
“羅斯瑪麗之死，”奎因先生深思着繼續說，“和吉姆很久很久以前寫的三封信有什麼關聯？從這個疑問，我們就進入了問題的核心。
一旦始終把羅斯瑪麗看成要被謀害的對象，那三封信的用處就可以解釋為瞞天巨謊，一個狡詐的騙局，一個心理煙幕，企圖掩蓋有關寫信人的真相！事實不就是這樣發生的嗎？布雷德福，你和達金不是立刻撇除羅斯瑪麗之死這個關鍵，而集中調查諾拉這個要被毒害的犧牲者嗎？不過，那也正是謀害羅斯瑪麗的兇手要你們做的！你們忽略真正的犧牲者，而去尋找謀害表面上的犧牲者的動機。
因此你從吉姆那個方向建立你的證據，認為他是唯一可能毒害諾拉的人，卻從來沒去尋找一下真正的罪犯——就是有動機、也有機會毒害羅斯瑪麗的那個人。
”
帕特麗夏這時因為太大惑不解，便不再問問題，專心聆聽。
但卡特·布雷德福卻心急得不得了，拱起肩膀扶在桌面上，目不轉睛地盯着埃勒裡的臉。
“繼續講！”他說，“繼續講，奎因！”
“我們往回看一看，”奎因先生邊點燃一根香煙邊說，“我們現在知道吉姆的三封信指的是一個隐藏的、沒有跟人提起過的第一個妻子。
假如這個女人兩三年前在紐約死于新年元旦，為什麼吉姆沒有把那三封信寄給他姐姐？更重要的是，他被捕時，為什麼沒有對你或達金坦承事實？吉姆為什麼不告訴他的辯護律師馬丁法官，說那三封信指的不是諾拉，好作為審訊時可能的辯護？因為，假設第一個妻子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