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秘魯社會的一個縮影，進此學校的有特權階層的孩子（因而他們的父母等于把他們送進了教養所），有中等階層的孩子（他們想學得軍事專業），也有貧困階層的孩子（因為軍校有助學金制度，這為最貧窮人家的孩子打開了大門）。
這是秘魯為數不多的富人、窮人、不富不窮的人兼收，白人、喬洛、印第安人、黑人、華人、利馬人、外省人并蓄的學校之一。
與外界隔離，遵行軍事紀律，還有那粗野、兇暴、以強淩弱的氣氛，對我來說都是難以忍受的。
然而我覺得，我在這兩年中學會了如何認識真正的秘魯社會，包括上述的兩極分化、窮人和富人之間的緊張關系、偏見、胡作非為和不滿情緒。
這樣，一個觀花埠的孩子就不會懷疑上述事物的存在了。
我感謝萊昂修·普拉多軍事學校還由于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它提供給我的經曆成了我第一部長篇小說的素材。
盡管其中有許多虛構的成分，但《城市與狗》再現了秘魯這個微型世界的生活。
這部小說受到了引人矚目的虐待：有一千冊在軍校的庭院中被當衆焚燒，還有一些将軍對小說進行了粗暴的攻擊，其中一位将軍說，這部小說隻有一個頭腦堕落的人才能寫得出。
還有一位将軍，他的想象力更為豐富，說這部小說得到了厄瓜多爾政府的資助，以此來诋毀秘魯陸軍的名聲。
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我懷疑起這到底是由于它的優秀還是由于這些醜聞。
最近二十年來，幾百萬山區人口流入利馬，在貧民區（為了好聽，人們稱之為“新建區”）定居下來。
這些貧民區包圍了原來的市區。
與我們那時不同，在現在的利馬，中産階級的子弟們一打開自家的窗子就能發現秘魯的現實。
到處是窮人，他們有的沿街叫賣，也有的流浪街頭；有的坐地乞讨，也有的當衆搶劫。
利馬擁有五百萬人口（也許是六百萬），問題成堆：垃圾成山、交通不便、住房緊張、犯罪不斷……這使它失去不少往日的魅力，譬如殖民時代的住宅區、帶有百葉窗的陽台、怡人的甯靜和互相潑水喧鬧的狂歡節。
現在全秘魯的人口、全秘魯的所有問題都集中在利馬了，它确實成了名副其實的一國之都了。
有人說，恨與愛常相混淆，這大概有道理。
我一生都在談論利馬的弊病，但這個城市也有許多使我動情的東西，譬如利馬的細霧。
這種薄紗般的霧從五月到十一月一直蒙在利馬城上空。
麥爾維爾路過此地時，這薄紗般的細霧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在《白鲸》中稱利馬為“想象中最為愁苦、怪異的城市”，因為“蒙上一層白色的輕紗，它那可怕的愁苦反而有增無減”。
我喜歡利馬那蒙蒙的細雨，這細雨肉眼看不見，卻使人感到宛如蜘蛛腳在臉上搔弄，使得一切都是潮漬漬的，使得我們這些市民在冬日裡覺得自己是個兩栖動物。
我喜歡利馬那海水冰冷、白浪滔滔的海邊，那是沖浪運動的理想之地。
我喜歡利馬那古老的體育場，常去觀看足球賽，為大學體育隊鼓掌叫好。
然而，我知道這些隻是我個人的喜好，因為我的祖國最美好的事物并不在利馬，而在内地，在沙漠，在安第斯山，在森林地帶。
秘魯的一位超現實主義作家塞薩爾·莫羅在他的一首詩的下面狠狠地寫上了“寫于可怕的利馬”的字樣。
幾年之後，另一位作家塞巴斯蒂安·薩拉薩爾·蓬迪以此侮辱性的字眼為題，寫了一篇散文，專門用來打破利馬神話，粉碎故事、傳說和當地白人音樂中對這座城市的理想化，并展示這座城市虛假的一面與現實的一面的鮮明對比。
前者富有摩爾和安達露西亞情調：精細的百葉窗後面，神秘而邪惡的美女半遮半露，正在勾引往假發上撒香粉的紳士；後者則是問題重重，肮髒不堪，充滿仇恨。
整個秘魯文學可分為兩大傾向，一是吹捧利馬，一是詛咒利馬。
而真正的利馬很可能既不像有些人描繪的那麼美好，也不像有些人講述的那麼可怕。
總的說來，利馬是一座沒有個性的城市，卻有着某些吸引人的地方，如廣場、修道院和教堂，作為鬥牛場地的阿喬廣場更是其中的瑰寶。
自殖民時代以來，利馬一直保持着對鬥牛的愛好，一個喜好觀看鬥牛的利馬人同西班牙人或墨西哥人一樣内行。
我就是個鬥牛迷，在十月集市期間總是力圖不漏掉任何一場鬥牛。
這個愛好是我舅舅胡安培養出來的，他是我的母系衆多親戚中的一員。
他的父親是著名鬥牛士胡安·貝爾蒙特的朋友，這位鬥牛士曾把自己在利馬鬥牛時穿的服裝贈送給了我舅舅的父親。
這套服裝一直像文物似的保存在我舅舅胡安的家裡，隻在重大節日時，才拿出來給我們這些孩子們看。
同鬥牛一樣，軍事獨裁也是利馬所特有的。
我這一代的秘魯人，在暴力政權下度過的時光要長于在民主政權下度過的時光。
我親身經曆的第一個獨裁政權就是曼努埃爾·阿圖羅·奧德裡亞将軍從1948年到1956年的獨裁。
這一時期，正是我這一代的秘魯人從孩提到成年的時期。
奧德裡亞将軍推翻了阿雷基帕籍的律師何塞·路易斯·布斯塔曼特，他是我祖父的表兄弟，我們在柯恰潘巴居住的時候，我就認識了他。
他那時曾來我祖父母家住過一段時間。
我還記得他講話很吸引人，我們都把嘴巴張得大大的聽他講話。
我也還記得，他在離去時往我手裡塞了零花錢。
布斯塔曼特在1945年大選中是民主陣線的候選人。
民主陣線是一個聯合陣線，其中拉烏爾·阿亞·德·拉托雷的阿普拉黨占大多數。
作為左派中心的阿普拉黨人曾被曆屆獨裁政權鎮壓過。
布斯塔曼特是無黨派人士，阿普拉黨提名他為候選人是因為他們提不出自己的人選。
布斯塔曼特獲多數票當選之後，阿普拉黨就立即開始了活動，想把他當作自己的傀儡。
與此同時，野蠻反動的秘魯右派也對布斯塔曼特充滿了刻骨的仇恨，他們認為布斯塔曼特是黑色畜生（指阿普拉黨）的工具。
布斯塔曼特維護了自己的獨立性，頂住了來自左右兩種勢力的壓力。
他在任期内尊重言論自由和工會活動，也尊重各個政黨。
然而由于街頭騷亂、政治犯罪和各種暴動，他隻在任三個年頭就被奧德裡亞發動的政變推翻了。
我小的時候很欽佩這位打着蝴蝶領結、走路似卓别林的布斯塔曼特先生，現在仍然欽佩，因為人們說他身上發生過我國曆屆總統身上從未曾發生過的怪事：他離任時比上任時更窮；為了不給人以口實說他偏心，他待對手寬容，對自己人卻很嚴厲；他極為尊重法律，以緻造成了政治上的自殺。
随着奧德裡亞将軍的上台，在秘魯，野蠻統治恢複了。
雖然奧德裡亞也屠殺、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