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和流放了為數不少的秘魯人，但其血腥的程度仍比不上同時代的南美其他獨裁政權。
然而，作為一種補償，他卻更為腐化。
這不僅由于政府頭頭們中飽私囊，還由于其他一些更為嚴重的事件：造謠生事、賣官鬻爵、敲詐勒索、出賣告密、胡作非為……成了普遍的社會現象，污染了國内生活。
我正是在那個時期（1953年）考上聖馬可大學的。
我學的是法律和文學。
我的家庭本來希望我考天主教大學，那是一所當時所謂“體面人家”子弟上的大學。
但是我在十四五歲時就失去了信仰，不願意當個闊少爺。
早在軍校的最後一年，我就發現了一些社會問題。
當時我是以一個小孩子的浪漫方式發現了社會上的偏見和不平等。
我願意同窮人一樣，希望搞一次革命，給秘魯人帶來正義。
聖馬可是一所不信神的國立大學，有着不妥協的傳統，這一點與它的學術成就同樣吸引着我。
那時，獨裁政權已經搗毀了聖馬可大學，許多教授流亡國外。
在我入學的前一年（1952年），一次大搜捕把幾十名學生投進了監獄或流放異國。
互相猜疑的氣氛籠罩了教室，因為獨裁政權派了許多警察假扮學生注冊學習，各政黨被宣布為非法，阿普拉黨和共産黨（當時雙方還很對立）隻能在地下活動。
考進聖馬可不久後，我就開始參加卡魏德的活動。
起這個名字是為了恢複被獨裁政權破壞得相當厲害的共産黨組織。
我們這些人參加它的活動，對獨裁政權并不構成一種威脅。
我們分成小小的支部進行秘密集會，學習馬克思主義，印刷反政府的傳單，同阿普拉黨進行鬥争，商量如何讓聖馬可支持工人的鬥争。
我們的一大功績是促成了聖馬可舉行聲援電車工人的罷課。
當時是斯大林時期，在文學領域中，黨的官方美學理論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我想這就是首先使我對卡魏德失望的東西。
盡管我有所保留地（這也是由于我所相信的薩特對我的“反影響”）不得已接受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但我永遠不能接受那種扼殺了幻想、把文學創作變成一系列宣傳手法的理論。
我們的争論沒完沒了，在一次争論中，我把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說成一部乏味的小說，卻對腐朽的安德烈·紀德的《人間食物》加以辯護。
我的一個同志說：“你是個頭腦不發達的人。
”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确實是個“頭腦不發達”的人。
我當時貪婪地、以不斷增強着的敬佩之情閱讀着一系列被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為“西方文化的掘墓人”的作家們的作品，其中有亨利·米勒、喬伊斯、海明威、普魯斯特、瑪爾勞、塞利納、博爾赫斯，特别是福克納等人的作品。
在大學期間，我記得最牢的也許并不是在課堂上學的，而是從小說中學到的，從講述約克納帕塔法郡的故事中學到的。
我還記得我那時手執紙筆閱讀《八月之光》《野蠻的棕榈》《我彌留之際》《喧嚣與騷動》時那種心醉神迷的樣子。
在閱讀中，我學到了一個故事可能擁有無數複雜的風格和不同的音韻以及結構和概念上的豐富多彩。
我了解到，要很好地描述一個故事，就要求作者有着魔術師般的技巧。
我青年時代的文學榜樣如薩特漸漸地褪了色，我現在不可能再去重讀他的作品了，但是福克納對我來說仍然是第一流的作家。
每當我重讀他的作品，我都愈加相信，他的作品是“小說寫作技巧大全”，足以媲美偉大的古典作品。
在20世紀50年代，我們拉美人喜歡閱讀歐美人的作品，幾乎不問津自己人的作品。
現在，這種情況改變了，拉丁美洲的讀者發現了自己的作家。
與此同時，世界其他地區的讀者也發現了拉美的作家。
三
在那幾年中，有一件事對我來說相當重要，那就是我認識了獨裁政權中負責保安工作的頭頭。
除了奧德裡亞本人以外，他是最遭人恨的人物了。
我當時是聖馬可大學學生聯合會的代表，當時許多聖馬可的學生被關在監獄裡。
我們了解到，這些學生就睡在牢房的地上，既無墊子也無毯子，于是我們進行了募捐，買了毯子。
但是當我們想送進去的時候，監獄（當時的監獄就是現在舍拉頓飯店的所在地，據說當年在牢房裡受到刑訊的冤魂仍在遊蕩）裡的人對我們說，隻有内政部辦公廳主任堂阿曆杭德羅·埃斯帕薩·薩尼亞圖才有權同意把毯子交給犯人。
于是聯合會做了個決議，派五名代表去會見此人。
我就是五人代表之一。
我至今仍然保留着在位于意大利廣場的内政部裡近距離看到這個可怕人物時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他是個矮小的人，五十多歲，面似羊皮，令人生厭。
他仿佛從水中看着我們，我們的話他根本沒聽，任憑我們講。
當我們聲音顫抖着講完之後，他仍然死盯着我們看，一言不發，好像在嘲笑我們那副困惑的樣子。
随後，他打開寫字台的抽屜，拿出幾期小報《卡魏德》，那是我們秘密印刷的油印小報。
當然，我們在報紙上對他進行了攻擊。
他說：“哪篇文章是你們中的哪個人寫的，你們在何處集會油印小報，你們的支部進行何種密謀，我都了如指掌。
”實際上确是如此，他似乎無所不在。
然而，與此同時，他又給人一種可憐蟲、碌碌無為的庸人印象。
在那次會見中見到他，使我第一次産生了寫《酒吧長談》這部小說的想法。
十五年後，這部小說才寫成。
我想在小說中描寫奧德裡亞八年統治下的獨裁政權給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及學習、工作、愛情、夢想和志向所留下的影響。
我費了好長時間才找到了一條貫穿衆多人物和情節的總線，這就是一個在獨裁政權中當過保镖和密探的人，同一個依靠獨裁政權而發迹者的兒子（後來又當了記者）偶然相遇，以及二人之間進行的貫穿整部小說的談話。
小說出版後，那位已經退出政治舞台、緻力于慈善事業的前内政部辦公廳主任評論說：“如果巴爾加斯·略薩早點兒來找我，我還可以提供給他一些更為有趣的素材。
”
正如萊昂修·普拉多軍事學校使我認識了我的國家那樣，新聞工作幫助我打開了我的國家許多方面的大門。
這一職業促使我深入探索各個領域、各個階層、各種地方和各種活動。
早在十五歲的時候，我就從事新聞工作了，那是在中學四年級的假期裡，我先是作為地方版後來又作為偵破版的編輯在《紀事報》工作。
夜間跑警察局，打聽發生了什麼樣的犯罪、偷盜、搶劫和交通事故，調查類似“夜蝴蝶”那樣引人注目的案件。
這一切都是非常令人着迷的。
譬如，在波爾維尼爾區，一名妓女被刺身亡，這案子促使我來往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