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闆上有毛玻璃，我隻能蹲在房門旁，以免他們從玻璃上看到人影晃動。
他們三人之後沒有回房間，在客廳中閑聊，在讨論哪一間茶館便宜又好吃，半個鐘頭後，三人也離開外出。
直到他們離開，我才松一口氣。
我想，我沒有被他們發現吧。
我謹慎地打開房門，探頭察看，确認房子裡隻有我一人後，才急步到廁所小解。
我憋尿憋了很久，差點想找個瓶子解決。
回到房間，我仔細思考剛才聽到的對話。
如果現在杜自強或蘇松回來，我可以辯稱剛回家，他們該不會起疑：可是，我不知道我該如何處理那些「機密情報」。
那個姓鄒的，聽聲音似有四、五十歲，可能是某個工會的幹部，杜自強、蘇松和鄭天生隻有二十多歲，滿腔熱血，對現況的憤怒無處宣洩，正好是左派渴求的人，或者他們的理念正确，出發點純粹是為了抵抗社會的不公義，但用上炸彈，便是愚蠢的行為。
鄒師傅的話說得铿锵有聲，可是，依我看，蘇松他們跟他們口中的「黃皮狗」差不多，一樣是「消耗品」。
權力便是這樣一回事，在高位的，拿理想，信念、金錢作為誘餌，叫下方的賣命，人不是想找個偉大的目标生存，便是追求安穩的生活，隻要提供足夠的誘因，便甘願為奴為仆，如果我跟姓蘇的這樣說，他一定會痛斥我被法西斯荼毒，偉大的黨和祖國才不會把他們這些愛國同胞置諸不理，但我敢寫包票，他這些小角色隻會被人遺忘，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是千古不變的道理，假如英國人最後沒撤退，那些被港英政府關進監獄的人，出獄後大概會一時被左派追捧成「不屈的戰士」，但長遠而言，他們會被照顧、安頓生活嗎？我很懷疑。
這些小角色愈多，便愈不受重視，你以為自己放一次炸彈，完成了一項偉大的任務，卻不知道跟你一樣的死士有上百上千個。
因為現實中，權力和财富永遠隻握在一小撮人的手裡。
晚上，我跟杜自強和蘇松碰面，蘇松的态度和平時沒分别，一見面便遊說我加入「工會」，不過杜自強顯得比平常拘謹。
何先生夫婦似乎沒察覺異樣，而我沒有跟大哥提起事件，雖然告訴他，他或者能替我分擔一下，但秘密一旦說出口便不再是秘密。
這一夜我睡得不好，一想到蘇松他們的「行動」，我便思潮起伏，惴惴不安。
翌日，我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在房東的士多工作。
縱使換了新冰箱，街頭仍舊冷清，行人稀少，顧客自然不多。
何先生坐在櫃台後讀報，我則坐在門口旁，一邊搧着扇子，一邊聽着收音機廣播。
電台中那位播音員再次大罵「左仔」搞亂社會秩序，是「無恥無良、下流賤格」之徒，語氣刻薄幽默，極盡譏諷之能事。
我一笑置之，但對左派來說相當刺耳吧。
大約十一點時，一個男人走近。
我覺得他有點臉熟，細想一下，發覺他便是我昨天聽到的聲音的主人之一——他是蘇松的同伴鄭天生。
「一瓶可樂。
」他放下四毫，說。
毫：港币一毫即一角（十分）。
我從冰箱拿出一瓶可樂給他，收過錢，便回到椅子裝作看報紙。
何先生十分鐘前說有點事要離開一會兒，現在隻有我一個人在顧店。
我舉起何先生留下來的報紙，眼角卻瞄着鄭天生：心想他是不是要來找蘇松。
他站在士多前，左手插在褲袋，靠着冰箱喝着可樂，眼睛往街角瞧過去，一副無所事事的散漫模樣。
拜托，快快喝完離開吧，我知道阿三和阿七差不多是時候經過巡邏，天曉得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