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是小男孩的時候，我、埃内亞斯和湯姆——提茜當時還沒出生——父親常常會在夜裡過來，做他所謂的“大鳥”動作。
他會站在我們床邊，張開雙臂，而排成一行睡在單人床上的我們仨就會鑽進毯子裡。
我們雙眼緊閉，一半是害怕，一半是開心得發狂，我們能感覺到“大鳥”慢慢地、慢慢地降落在我們上方，然後，我們能感覺到父親的吻落在我們每個人的額頭上。
我十歲時，告訴他不要再做大鳥動作了，我看見他的表情一變，随之點頭同意。
問題在于，他不做這個動作就不能到達親吻的環節，所以我、湯姆和埃内亞斯也就失去了父親的吻。
我的母親身材瘦小，總是穿一身黑衣，就好像她已經成了寡婦一樣，她是我賴以穩定生活的基石，好比一座橋的橋墩。
如果說我小時候她時常會看起來很嚴厲，那隻是因為她習慣如此了。
有時候，特别是我父親和他的小樂隊一起去羅斯康芒或梅奧
她會站在小客廳的壁爐前，向我們展示她的舞蹈，她跳得是如此靈巧熟練。
而她的孩子則會目瞪口呆地看着她的鞋底在黑色石闆上踢踏作響。
她幾乎從不直接稱呼我的父親，隻會喚“他”，哪怕他就睡在她身側。
真是個奇怪的習慣。
她偶爾的壞脾氣源于她的恐懼，她害怕和謎團聯系在一起，某些被遮蔽的往事，關于她真正出身的、無人知曉的故事。
她由唐納倫夫婦撫養長大，卻發現自己并不是他們的孩子。
這讓我母親備受折磨。
我母親有時會對她自己感到害怕，她最大的恐懼，“恐懼”這個詞并不能形容她所受的折磨，源于她是私生子，這一點會時不時地折磨着一個人的靈魂。
她從沒有向我提及過此事，哪怕在我長大成人之後，是爸爸悄悄告訴我的。
對我父親而言，他最愛的莫過于和他的樂隊一起出去。
穿上他最好的西裝，草帽向一邊翹起，将樂器随手塞進小馬拉的輕便馬車裡，他還經常會帶上我。
我是刮簧片或者更換琴弦的一把好手。
為了不降低樂隊的格調，我也會穿上父親親手縫制的精緻禮服，每一顆細小的錫紐扣都出自他的手藝。
然而我父親也是斯萊戈精神病院的裁縫，那是他真正的工作。
職工們每年都會舉辦舞會，那時會将患者請進大樓深處，把精神病院大廳裡的舊長椅拖出來。
而當時我就站在一個臨時搭建的舞台後方，拿着小刀和備用琴弦準備就緒。
我坐擁絕佳視角，能欣賞樂隊成員歡快的屁股和晃動的草帽。
随着夜晚音樂大肆奏響，他們的身體像海草般搖擺，一小群尋歡作樂的人在木地闆這張大鼓上興風作浪。
狂歡之中帶着些許瘋狂，似乎證明了精神病院畢竟是一個代表着瘋狂的地方。
手臂像投球手般揮舞，雙腿放肆擺動。
連平日裡内向冷靜的女性也會在跳舞時差點被甩向空中。
我站在那兒，出神地盯着，看什麼都心滿意足，而我的父親氣勢洶洶地拉着小提琴，或是用琴弓猛拉大提琴，仿佛他是要把自己鋸成兩半。
然後在狹小的裡屋，當一切結束，各色舞者也回家之後，我們就會吃巨大的白面包三明治，上面的果醬鮮紅如血痕，還會喝杯涼涼的牛奶，這時唯一的音樂就是病人們四起的哭喊與歎息，或是狂怒的，或是哀傷的，在這棟建築的各個房間裡來回飄蕩。
我自己的小照片旁放的是我舅公托馬斯·麥克納爾蒂的銀版照片，現在它可是貨真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