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琪想當演員，我們決定讓她去都柏林讀當地的演藝學校。
媽媽安排厄休拉去利物浦接受護士培訓。
所以就隻剩我們倆了。
兄弟也好，媽媽也罷，敲門聲越來越難得，最後徹底消失，似乎我們不幸的人生像高速旋轉的陀螺一般把所有人都甩脫開去，盡管他們努力試着堅持過。
在這種情況下，唯一能像你的結婚典禮那樣把這群人帶回來的，大概隻有你的葬禮了。
讓曼和麥琪分離不亞于苦路
麥琪拖着行李箱艱難離開的那晚——那是1947年，那年的雪下得很大——跨過火車站台的石闆路，如蒼鹭般修長，藍色的大衣襯得她比原本更加瘦削，還有那一頭鮮明的黑發，曼用杜松子酒來麻痹自己，盡了極大的努力試圖消解自身的存在，她喝的酒大概比得上那天斯萊戈下的所有的雪，整個愛爾蘭下的雪，那場讓世間萬物——鎮上亂糟糟的屋頂、實用主義的道路、菲尼斯克林沿路精緻的房屋——都陷入奇異的寂靜的雪，那場讓河流也凍結的雪。
兩瓶杜松子酒對她不成問題，整個傍晚到夜裡她喝酒的時候還幾乎是四平八穩，這次她不像往常那般在她的卧室喝酒，而是在廚房的餐桌上，仿佛她現在不需要再避開誰了，完全不用。
等她喝完，她一定是在那冰冷的廚房裡脫下了衣服，她一定是脫得絲毫不剩，一個四十來歲的女人，滿身傷痕，然後穿過前門，走進那片迷宮一般的、白茫茫的雪中。
我會知道是因為當時我正站在客廳的窗前，往外看去，奇怪這雪一直下，到底什麼時候能停，然後我看到瘦弱的她在離家六米開外，她要是再走遠一點，我就看不到她了。
我急忙跑出房間和走廊，飛快沖到路上，拖鞋底下的雪非常危險，所以我好像一下子成了莫斯科人，一路狂奔，雪花像鞭子抽打着我的臉，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