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禮上奎尼·莫蘭輕輕走到我身旁，說是我造成了曼·柯萬的死，還說那麼多年前柯萬先生叫我無賴是對的。
我無言以對。
她說如果她不說，她會覺得背叛了對朋友的回憶。
她的話當時可能沒有擊中目标，但是現在，這些話語的力量擊中了我。
回想起她的苦難，我沒法不同意奎尼。
我不明白她懷上孩子為何會不開心，雖然媽媽曾經試圖告訴我。
失去哥拉頓街的房子是因為我。
面對科林的死，我的做法是搬得遠遠的，然後戰争一爆發就馬上入伍。
在她顯然最需要我的時候，我又回到了戰場上。
而且從始至終，我都在喝酒，告訴她喝酒是怎麼回事。
我該拿自己怎麼辦？葬禮後一天，早上醒來後，我走到衛生間，發現頭頂上的頭發全掉了。
我努力對厄休拉和麥琪說些安慰的話，但還是開不了口，我和其他所有活着的人之間相隔無限遠。
我自己也沒法得到安慰，因為悲傷就像一塊面團，塞進我的身體裡。
湯姆試着幫我，甚至連厄休拉也試了，但是都沒有用。
厄休拉，和奧烏的奧羅伍的孫子本人一起走在街上，當然對古老又思想保守的都柏林産生了影響。
美國軍人出現在都柏林已經好久了，從戰時休整期就來了——其實是種入侵。
但是哪怕這樣，我也毫無反應，即便湯姆問我“發生了什麼？”，我也隻是含糊地點點頭。
“他是個好人，”我說，“他會對厄休拉好的。
”“你去參加他們的婚禮了嗎，傑克？”他驚訝地問道。
“我沒有，湯姆，因為他們是在利物浦悄悄結婚的。
但是爸爸去了。
”“爸爸去了？沒人告訴過我。
”他說，仿佛幾乎是在為自己的缺席而遺憾。
我在說話，但是我并不是真的在思考。
我是麻木的，空洞的，真正的傷痛和哭泣到得比較晚，在這裡，阿克拉，在湯姆·奎伊的照顧之下，在這間我獨自一人的小房子裡。
我感覺自己變回了初次見曼之前，那個無處安身的男人。
我回到了斯萊戈，想看看我能否在那裡找回平靜和理智。
我的父母開心地接納了我。
一天，我在她的小客廳和她聊天。
她椅子旁邊是剪貼簿，大概有六本，貼滿了各種傳單、剪下來的圖片，還有《斯萊戈冠軍報》上關于麥琪小時候在斯萊戈藝術節上大獲成功的報道，各種在悠長的粘貼挑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