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那之後一年的事情幾乎沒有印象。
我喝酒喝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厲害，天知道我的老闆是怎麼忍受我的。
1954年，我的大馬士革轉變時刻
但是我發現有一種東西叫酒不醉人人自醉，很長一段時間，我的腦袋都不是很清醒。
那段時間，我為之工作的那些人似乎失去了對世界的掌控。
我在多哥公投期間抵達黃金海岸時，我所缺乏的并不是道德觀，我根本就沒有思想，就像酒店房間裡的窗戶，面向空無一物的高牆。
雖然如此，不過回家探親時，我還是在都柏林逗留了幾日。
我一直有種想法，我媽媽的母親很有可能是新教徒，所以一切都是那麼遮遮掩掩、神秘莫測。
我去教會咨詢，教會說如果當時舉辦了婚禮，而且男方出身富裕，那可能是在基督教會座堂
于是我去了那裡，花了一下午翻看1870—1880年間婚姻登記的名字，果然，神奇的事實出現了，伊麗莎白·芬恩和羅伯特·吉布森在此登記結婚。
于是我帶着這個象征着自由的珍貴事實回家告訴我母親。
“壞消息是，媽媽，她是新教徒。
好消息是他們結婚了。
” “好吧，這有什麼改變嗎？”我母親說道，但是她在笑。
她一身輕松，閃耀着合法的光芒。
還是那次休假，我去了格拉斯納維
墳墓前沒有别人。
經過我的多方奔走，泥瓦匠終于完成了墓碑，并在上面刻下了她的名字。
曼麗（曼）·麥克納爾蒂 1902—1953 我突然想起這個名字對别人來說并沒有什麼意義，除了那些記得她，曾愛着她的人以外，所以我決定盡全力記得她、愛着她。
我慢慢走出鐵門時，奎尼·莫蘭獨自一人走來。
“奎尼。
”我說，回想起我們上次見面說的話，不甚自在，但我還是很開心還有人記得曼。
“哦，傑克，”她說，“傑克。
” 她拿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