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自己想象成為紳士的那一部分——專業階層，英國官員，英國外交部的政務專員，英國商船隊的無線電操作員——這是傑克·麥克納爾蒂的全部。
那個狂熱的酒鬼已經消失了，那個丈夫也已經消失了。
然後我啟程回到黃金海岸，沿着美麗的航線網絡和小飛機場，在非洲中部火熱的大地四處停留——用我的愛爾蘭護照。
我回到我在阿克拉的小房子，回歸湯姆·奎伊的照顧，以及工作上有各種緩慢的暗示表明出了差錯。
今天早上，在我刮胡子用的小鏡子裡，是我的錯覺嗎，我頭頂似乎長出了新的頭發？雖然隻有小小的一撮冒出來，但卻真真切切地存在？不是紅色，和乞力馬紮羅山頂的雪一樣白。
我從湯姆的村莊提提克普回來。
雖然我對托梅蒂督察頗有成見，但我還是去鎮上找了他，告訴他我已經決定離開加納。
某種沖動讓我那樣做。
我本不用如此。
不知為何我覺得我應該這樣做，但卻沒法說出原因。
我們在他木質牆壁的辦公室裡，在巨大的加納警局内。
這裡的一切都井然有序，閱兵場掃得幹幹淨淨，屋子剛刷過漆，和周邊街區歡快的破舊形成鮮明對比。
這次見面他全程氣定神閑的樣子，雖然他會用他警察的眼光看着我，偶爾記點筆記，但是很少。
他穿着硬挺的卡其襯衫，大汗淋漓，雖然他基本沒動。
我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穿着雨衣，也是大汗淋漓。
無論如何，雨後的阿克拉的确熱得要命。
空氣悶得人透不過氣，就像一個大膽的實驗，看看要多熱才能把人熱死。
鐵桌子上有瓶蘇格蘭威士忌，但是托梅蒂沒有表示要讓我喝。
我沉浸在奇怪的情緒中，感受到了曾經的渴望，好想來一杯那琥珀色的液體。
我徹底變了。
如果我發現我頭頂被重重打了一拳，速度極快，快到我都沒有發現，切斷了我的頭蓋骨而我的頭蓋骨隻是像頂帽子一樣放置在我腦袋上，我也不會感到驚訝。
我沒有像托梅蒂一樣大汗淋漓，我就像壁爐擱架一樣幹燥。
和他一起坐在那裡聊天可真是奇怪，仿佛我們兩個之中他是那個成年人，是聆聽重要真相的人。
突然之間，各種我本不打算說的話我都說了。
那些我獨自一人時都不敢輕聲訴說的話。
我覺得我沒法就這樣離開這個國家，我說。
我想知道能不能做些補償措施，他或者司法部是否想要起訴我。
我詳細地說了多哥蘭的事，坦白了我在軍火走私中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