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花剛辦完父親的葬禮就感染MERS，連實習都沒做滿，還在家休息了一個月，所以羅次長反對這樣的新人直接來接手助理工作。
況且，一花對電影、出版和宗教也沒有特别的興趣和專長。
上班第一天，羅次長便叮囑她：“你不要隻相信新聞稿，新聞不是隻靠動腦子寫，而是靠兩條腿、兩隻耳朵、兩隻眼睛去跑現場，去見受訪者。
” 尹海善一直在珍島和木浦待到九月，十月正式搬來跟一花住。
文化部一周有兩次電影首映會邀請，送上門的書堆積如山。
羅次長經常公出參加首映會，一花則要在書堆裡選出可以寫成新聞的書。
對她而言，二十四小時根本都不夠用。
出版界也有各種聚會、記者會和頒獎典禮，羅次長會替她選出幾個必須參加的。
一花選擇的首位受訪者是紀錄片導演諸葛勝。
采訪一直由羅次長負責，雖然她說會在适當時機把工作交給一花，但剛開始的三四個月，她還是把一花當實習記者看待。
諸葛導演在“世越号”船難後，不斷流連于珍島彭木港、安山市和光化門廣場，以受害者為主軸展開拍攝。
最初他以記錄為目的拍攝，現在則着手把那些拍攝内容擴充、剪輯成長篇紀錄片。
一花正準備去位于貞洞附近的諸葛導演工作室時，蘇道賢記者打來電話。
兩個人至今還沒找到機會一起喝杯販賣機的咖啡。
“今天晚上有空嗎？” “……我有本小說要研究，還有部電影要看。
” “接到我的電話，覺得高興就說嘛。
”蘇記者輕松地一語帶過。
一花做了六個月實習記者，不管過程好與壞，多少都與直屬領導有了感情。
“當然高興咯！” “我請你吃飯，也請你喝酒。
” “還以為你忘了呢。
這屆的實習記者裡，我是最後一個被你請的吧？” “你是誰培養出來的？還學會見縫插針了。
不過這次不隻我們，還有其他人，你要是有壓力我就取消，下次再請你。
” “還有誰啊？到底是哪些前輩要請我吃飯、喝酒？”一花開玩笑地反問。
蘇記者把選擇權交給她，就表示這飯局不像實習期間喝酒、說閑話那樣輕松。
“今天的飯局主要還是為了歡迎你回來，文化部那邊呢？” “還沒聚過。
” “那一定就在這兩天了。
總之，今天各部門同事聚在一起，都是關心你的。
我們很擔心勾起你難過的回憶，給你留下二次心理陰影，但大家都想聽你說說今年夏天的經曆。
我覺得現在向你提出這種要求有點太早，所以先問問你的意願。
你應該會覺得為難吧？” “不，前輩，我沒事！”一花爽快地答應了。
蘇記者驚訝地問：“真的？” “不過，前輩要請我喝非常好喝的酒才行。
” “沒問題。
你知道公司對面二樓的‘冰屋’吧？十點半，那裡見。
” 那家店雖然有自己的名字，但記者們都叫它“冰屋”，因為那裡的啤酒特别清爽。
晚間新聞結束後，大家才能聚在一起，所以時間定在十點後。
“知道了。
” “那晚上見……對了，還有件事想拜托你……” “請說。
” “這次的‘直擊現場’輪到我了，想請你幫我看看稿子。
” “直擊現場”是記者輪流寫的采訪筆記，字數、形式不限，所以每個人寫得都各具特色。
過去隻有報紙和雜志記者寫采訪筆記，但随着電視新聞也開始運用社群，需要電視台記者寫東西的事也随之增加。
不僅要寫采訪後的感想和幕後花絮，甚至還要再寫一篇與報道不同的專欄。
如今記者為了在電視圈存活，都必須拿出看家本領才行。
“哪輪得到我來看啊？” “找你審閱是有理由的，我先把初稿傳給你。
明天下午截稿，還有些時間。
拜托啦。
” 雖說一花覺得挺有壓力的，但畢竟是實習期間格外照顧自己的前輩，還是答應了。
未來總有一天也會輪到自己寫“直擊現場”，就當作提前預習吧。
采訪諸葛導演的場所碰巧是一花住院前約海善見面的咖啡廳，那裡可以俯瞰在光化門廣場長期靜坐示威的“世越号”帳篷。
為了解暑，廣場四處安置了灑水器，但還是可以看到地上散發着熱氣。
約在這裡的是諸葛導演，與一花一起來的攝影師明潤川在能拍攝到帳篷的角度架設好攝影機。
一花背對攝影機，開始采訪。
“我記錄了痛苦。
失去親生骨肉是極大的痛苦，但船為什麼會沉，為什麼不及時救援，至今沒有厘清這些真相的痛苦，也不容忽視。
相關部門坐視不管，法律和制度也沒有把焦點放在這些痛苦上。
說得更直接一點，現在相關部門正急于掩蓋和抹去受害者的痛苦，唯有這樣才能減少自己的責任。
他們不是也表明立場，說自己不是船難控制中心嗎？意思就是，他們對此事沒有任何責任。
他們都在逃避責任，那底下直屬的海洋水産部長和海洋警察廳長會站出來承擔嗎？救援失敗後，他們都把責任推給現場的一二三号艦長
就算那位艦長被判有罪，受到處罰，其他海警官員卻絲毫不需負責。
相關部門不但不厘清真相，嚴懲相關人員，反倒大力阻止真相公開。
‘世越号’的受害者不是我們的國民嗎？就是因為他們不作為，民衆才會自發地站出來。
我也是其中之一。
” 曆時一年多，諸葛導演努力記錄那些痛苦。
采訪到最後，一花問道：“這樣的痛苦，還會反複上演吧？” 諸葛導演沒有立刻回答，而是注視着一花，他的眼睛像白頭山的鹿眼一樣清澈，閃爍着感傷。
“當然。
如果不徹底厘清真相，處罰相關的負責人等，痛苦隻會重複上演。
” “請問……你有沒有拍攝MERS受害者的計劃？”一花的語氣小心翼翼，就像在敲打土塊。
“你說……MERS？” “是的。
感染MERS喪命的人和他們的家屬，還有那些雖然痊愈卻有嚴重後遺症的人，你感興趣嗎？現在政府同樣公開表示，他們不是MERS控制中心，警察、檢察官和法院也沒有調查的意向。
我認為在厘清真相和嚴懲負責人上，MERS面臨了和‘世越号’一樣的困難。
你見過MERS受害者家屬或康複的病人嗎？” 諸葛導演坦然地說：“我一直把精力放在‘世越号’船難上，沒有關注到MERS事件。
未來我還是計劃繼續拍攝與‘世越号’船難有關的紀錄片，光是拍攝‘世越号’就已經很力不從心了。
話說回來，MERS的受害者情況有多嚴重？說來慚愧，其實我并不清楚實情，才這樣問的。
” “采訪一開始，你提到了心理陰影，也提到相關部門應該對‘世越号’生還者和罹難者家屬負責，為他們治療心理陰影。
相關部門不僅應該指定醫院為他們治療，還應該指派有責任感的公務員和專家定期、持續追蹤、照顧他們。
” “沒錯。
” “這和好不容易從MERS康複的病人，還有因為MERS失去親人的家屬是一樣的。
感染MERS是難以想象的經曆，簡直糟糕透頂！真的！你被人當成細菌看待過嗎？被關進過單人病房嗎？有時候，連續兩個早晨一直聽到同樓層的病人的死訊。
就算僥幸撿回一條命，肺部卻損傷到連慢跑都不行。
體重下降十多公斤，嚴重的甚至會掉二十公斤。
每天都睡不着覺，就算睡着也接連不斷地做噩夢。
這些身心嚴重損傷的受害者，從沒聽說過國家會指派公務員關心他們。
你知道有哪位藝術家會對MERS事件感興趣嗎？” “我沒聽說過，肯站出來發聲的藝術家都在關注‘世越号’。
不過，MERS不是已經結束了嗎？據我所知，沒有再出現新的确診病例，病人大部分也痊愈了……” “那隻是大部分，并不是全部！事實上，政府在七月二十八日宣告MERS終結，但官方的終結必須是一名病人都沒有。
目前還有病人沒有痊愈。
” “幾名？” “一名。
” 諸葛導演嚴肅的表情稍稍緩和下來：“剩下一個人了，最後一個人！” 一花的表情反而變得更嚴肅，她就像放羊的牧童，比起回來的九十九隻羊，她更擔心的是走失了的那一隻。
“雖然不清楚實際狀況，但那一個人一定很害怕，他一定覺得隻有自己身患那種病，像獨自在汪洋大海中漂蕩的小船。
政府卻已經準備抹去MERS，就像抹去‘世越号’一樣。
” 諸葛導演擡了擡鏡框，認真地說：“今天你讓我學到不少。
我會開始關注MERS事件，就算不是我，也會有其他導演想記錄MERS的。
話說回來，李記者怎麼對MERS了解得這麼詳細？” 一花壓低下巴，強忍憤怒：“我也是MERS病人。
” 諸葛導演先離開了，攝影師也因為要拍攝下一個采訪場景，匆忙整理好攝影機走出咖啡廳。
一花坐在窗邊準備處理剩下的工作，她打開筆記本電腦，戴上耳機重新聽了一遍采訪内容，然後整理出重點，記在印象筆記裡。
四天後的晨間新聞要介紹電影，羅次長會決定影片的時長和順序。
痛苦！ 一花反複思索這個詞，轉頭望向窗外。
不管是感染MERS前還是康複後，黃絲帶和“世越号”的帳篷一直都在光化門廣場上。
諸葛導演最後提出的問題隐約在耳邊回蕩。
“你真是受了不少苦，現在好點了嗎？” 從醫學角度來看，一花已經痊愈了，她的身體裡不再存在會引發MERS的冠狀病毒，但内心受的創傷依舊還在。
剛剛她向諸葛導演提到，康複者裡有人得了嚴重的失眠，就算好不容易睡着也會不斷做噩夢，那個人就是她自己。
采訪時，一花一直緊握手帕，因為隻要稍一緊張手心就會流汗。
内容相似的夢不斷重複，夢裡的自己總是被關在某處。
有時是深井，有時是閣樓，有時是保險櫃，有時是行李箱，昨天夜裡甚至夢到自己被困在冰河下方，無論自己怎樣呼喊求救，都發不出任何聲音。
一花覺得自己漸漸成了深井、成了閣樓、成了保險櫃、成了行李箱，甚至成了冰河。
今天聽了關于沉船的事，看來今晚會夢到溢滿海水的船艙。
一花本打算關掉筆記本電腦，但還是點開郵箱。
現在十點，慢慢走到聚會的“冰屋”隻要十五分鐘，十五分鐘可以看兩篇專欄。
看到文件标題時，一花終于明白蘇記者為什麼拜托自己審閱這篇專欄—“MERS所感”。
電視台内沒有人比一花更關心MERS，也沒有人能比她做出更正确的評價。
一花深吸一口氣，點開文件，快速閱讀起來。
*** “冰屋”一角，用隔闆擋住的包廂内擠滿了十一名記者。
跟一花聊過天的人隻有召集這次聚會的蘇記者和一起實習的三個同期記者，其他六名前輩都隻跟她打過招呼。
羅次長有其他約會，所以沒有到場。
在炸雞端上來前先幹掉一杯冰涼的啤酒，已成為記者聚會上不成文的規定。
碰杯之後，大夥仰頭一飲而盡。
很熟悉這情況的店員早等在包廂内，等大家喝完就直接收走啤酒杯。
蘇記者往嘴裡塞了一片海苔，沒頭沒腦地問：“你做得來嗎？” “嗯，羅次長很照顧我。
” “我們還不了解羅次長嗎？不管是老鳥還是菜鳥，她可從來不會照顧别人。
” 前輩們一起點了點頭。
一花坐在角落，跟幾個實習記者對看了一眼。
實習第一天，報道局長親自告訴大家，四人中會有一個人被派去地方工作，但從結果來看，他們是唯一一屆沒有人被派去地方的。
大家都自認是靠實力留在首爾的，所有人也都認為公司是特别關照一花，才讓她留在首爾。
這的确是事實。
但身為新人的她，也不可能主動要求調去地方，唯一的辦法就是證明自己的實力。
所以從上班第一天起，一花就做好了每天加班的心理準備。
“你還能再來一杯嗎？” 看來蘇記者是要充當今天聚會的主持人，他把下酒菜和生啤酒分給大家。
這不是需要特地問新人的問題，一花覺得蘇記者這樣做純粹是想照顧病人，雖然感激，卻也很不自在。
她覺得自己沒必要享受特殊待遇。
一花毫不在意地回答：“當然咯。
” 大家又喝了一杯生啤酒，啤酒的冰爽感凍得舌頭發麻，沿着喉嚨進入胃部，瞬間覺得十根手指、十根腳趾都舒展開來。
蘇記者連喝了三杯，才進入正題。
“百忙之中來了這麼多人，相信李記者也明白原因。
從某種角度來看，這不是誰都能經曆的痛苦。
當然，我們也從政府和醫院那裡獲得了一些MERS的消息，也比一般人理解得多，但我們還是想聽聽親身經曆這場劫難、現在健健康康坐在我們面前的你所理解和經曆的過程，相信會對我們有很大幫助。
我們不強求你全都說出來，如果有難言之隐的地方就跳過去，也沒關系。
” 二十隻眼睛同時看向一花。
一花慢慢起身，一一注視每個人。
無論如何，這都是必經的儀式，從六月四日被送進醫院到八月三日的這近兩個月，一花清醒時都會看新聞，用手機搜索或不停切換電視頻道，同樣的新聞看了一遍又一遍。
前輩和同事當然也會好奇，畢竟這是第一次遇到實習記者感染MERS，痊愈後又請了一個月病假。
“我要先謝謝大家百忙之中趕來參加我父親的葬禮。
” 葬禮結束後，還來不及一一發信息跟大家道謝，一花就昏倒了，不省人事。
從五月二十七日搭救護車送父親抵達F醫院急診室，一直到今天，這期間自己所經曆的不幸，一花按照時序簡單進行了說明。
住院期間、出院以後，一直有幾個畫面不時出現在腦海：突然呼吸困難，掙紮着滾下床的淩晨；嘔吐五十多次，抱着馬桶哭的夜晚；身着防護衣的護士看起來像高達三米的巨人，為了閃躲他們鐵錘般的大手，而拼命嘶喊的白天。
如果不是感染MERS，被關進隔離病房的人是不可能知道這些詳細細節的。
不時有人提出問題，但關于具體的數字和處方，一花說自己也不清楚。
雖然她訴說了大部分記得的片段，唯獨一個鮮明的場景她一直隐瞞到最後。
那就是所有親戚圍繞在急診室病床前，與父親做最後道别的時候。
一花覺得她此生都不會有信心把這件事說給任何人聽，光是想到父親床邊的點滴架，眼淚就會奪眶而出，胸口發悶。
一花與病魔搏鬥的經曆伴随着在場記者的掌聲結束，前後用了半小時。
接着大家就像平時聚會一樣，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聊起最近的熱門話題。
蘇記者跟一花碰了碰杯：“辛苦了。
日後需要我幫忙的，随時找我。
” “謝謝。
” 坐在一旁的鮮于秉浩忽然開口：“對于傳染病危機警報一直設定在‘注意’等級，你有什麼看法？” 社會一部主要負責福利、教育和醫學方面的報道，身為醫療記者的鮮于秉浩可比社會一部部長的資格還老。
正當一花遲疑時，蘇記者搶先開口：“先喝一口潤潤喉嚨吧。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醫學專家啊？人家才剛說完，你的問題就來了。
六月初确診病例數量直線上升時，不是也說應該把等級提升到‘警戒’或‘嚴重’嘛，但死亡人數沒有超過四十人，現在确診病人隻剩下一人，維持‘注意’等級，我覺得很正常啊。
” “你跟蘇記者的想法一樣嗎？”鮮于記者的視線依舊停留在一花身上。
“我覺得不是這樣。
” “那是怎樣？” “我覺得用死亡人數來判斷危機警報太過簡單了。
死亡人數并不等于MERS給國民帶來的恐懼強度。
應該更多地去看MERS是如何給我們造成傷害的，以及造成了怎樣的傷害，再制定危機警報等級。
我認為必須注意兩個部分，首先，比起陸路和海路，MERS最先是通過航空路線擴散到全世界的。
隻要有飛機降落的地方，就有傳染的風險，也就是說，昨天在沙特阿拉伯附近感染MERS的人，可能搭飛機抵達首爾。
其次，要考慮網絡和移動通信等數字媒介。
” 蘇記者追問：“數字媒介？MERS和網絡有什麼關系？” 鮮于記者代替一花回答：“因為傳播恐懼的速度、範圍和深度會不同。
” 一花點頭，接着說：“不管是隻感染一個人還是很多人，數字不是重點，而是在這個國家、這座城市存在确診MERS的病人。
通過網絡，全國都會陷入恐慌。
為了遠離傳染病，會采取各種方法。
與過去沒有網絡的時代相比，就算死亡人數不超過四十人，但恐懼強度跟中世紀死了四百四千甚至四萬人是一樣的。
” “那些人沒辦法去推測和控制因數字媒介大量産生的恐懼感，他們的解決層次隻停留在嚴懲散布MERS謠言的水平。
他們應該迅速解答民衆的疑慮和不安，而不是隻顧扼制所有流言蜚語。
哪些消息是流言蜚語，哪些消息屬實，應該一五一十地講清楚。
”鮮于認同地附和。
一花補充：“沒錯，他們對國内外官方或非官方的消息都沒有任何回應。
” “對此你怎麼看？” “組織和會議很多，卻沒有控制中心。
什麼中央MERS防疫對策本部、MERS綜合對應項目小組、全國政府MERS支持對策本部和MERS緊急應變小組……名字多得記都記不住。
國民安全處、保健福祉部、疾病管理本部及包括首爾市在内的地方政府，整個MERS的應變一塌糊塗。
那裡該做的，這裡卻不做；這裡說感染人數是十人，到那裡卻變成二十人。
現實情況都搞成這樣，在這網絡時代，還能拿出什麼應變傳染病的方法？” “了不起……你什麼時候把這些整理出來的？我看你都快比鮮于前輩還精通MERS和傳染病了。
”蘇記者半開玩笑地表揚一花。
一花簡短地回答：“利用休息的一個月看了一些數據。
我也開始好奇，把我逼上絕路的MERS到底是什麼？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 這時，蘇記者轉換了話題：“我寫的文章如何？” 一花開口前先環視了一下四周，她沒想到會在擠滿十一名記者的“冰屋”發表對專欄的感想，原本打算單獨跟蘇記者見面時再如實說出自己的想法，如果沒時間，就寫郵件或打電話闡述意見。
蘇記者仿佛看出一花的顧慮：“沒關系，你就說吧。
我寫得如何？” “很好。
”一花意識到鮮于前輩冰冷的目光，含糊地回答。
蘇記者沒有就此罷休，追問：“很好？就這樣？” “嗯。
” “沒有要改的地方嗎？哪有初稿就完美的？” 這時，鮮于記者插嘴道：“是海明威說，初稿都是垃圾吧。
” 蘇記者不甘示弱：“記者寫得再深入，也比不過當事人啊！” 一花被卷進了他們的一唱一和中：“寫得都很好，隻是有一點……” “哪裡有問題？”蘇記者像收回釣竿似的，立刻問道。
“裡面有一句‘既是受害者，也無奈成為加害者’……” “那句話怎麼了？” 一花看到旁邊的前輩這時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包廂瞬間充滿沉重的氣氛。
探讨其他熱門話題的記者也都停止交談，豎起耳朵。
“我明白你為什麼這樣寫。
因為相繼出現第二、第三和第四批感染者，有的人是被傳染的，同時也傳染了别人。
有段時間，傳染力強的病人還被叫作‘超級傳播者’。
但我覺得不管在什麼情況下，MERS病人都不是加害者。
隻用‘感染MERS’和‘把MERS傳染給别人’區分受害者和加害者，太過簡單了。
難道不該先思考讓病人感染MERS以及讓病毒擴散的醫院的僵化體制嗎？ “不管傳染給多少人，MERS病人都是受害者。
把全部MERS病人看作受害者後，才能讨論誰才是讓他們被傳染的加害者，才能分清法律和制度的對錯。
所謂‘加害者’是要追究責任的，但MERS的擴散絕對不是MERS病人的錯，不是因為他們不道德、不誠實。
不管是‘超級傳播者’還是‘加害者’，這種标簽都是對受害者、對病人的偏見，是把責任推到了他們身上。
沒有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的MERS病人，就算他們傳染給别人，也仍是受害的MERS病人。
我想強調的是，傳染或被傳染不能成為受害和加害的标準。
希望前輩能更正一下這點。
” 另一場死亡 李一花認為MERS病人隻是受害者的那天晚上，吉冬華搭醫院準備的救護車回到了家。
MERS确診後兩個多月她才終于出院。
冬玉和冬心分别握着冬華的左右手，藝碩抱着一束鮮花站在前方，那是護士為了祝賀冬華出院獻上的紅玫瑰。
冬華暗下決心，餘生要像那束玫瑰般，熱情洋溢地活下去。
剛回到家，冬華便打給崔文樂社長，但沒人接聽。
冬心插嘴道：“晚間新聞都結束了，這時候打電話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