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離開杜塞爾多夫，搬到了法蘭克福，在那裡我懷上了我的第一個孩子。
雖然從杜塞爾多夫到法蘭克福坐火車很快就能到，但我認為那裡應該沒有人會認識我們。
是誰呢？一定要把我的消息告訴馬蒂亞斯的人。
雖然也有人說馬蒂亞斯有随時自殺的傾向，但我知道那不是自殺。
就像屍檢報告裡說的那樣，他的肝和肺本來就堅持不了幾年了，就算在生命盡頭也要毀掉我和約瑟夫。
不去想象會更好，但我的腦海中時不時會浮現出準備死去的馬蒂亞斯哼着小曲的樣子。
他給我寫的情書看上去極度深情，但其實追究起細節來一件都沒發生過。
他在寫完給我的情書（也是遺書）後，給律師下達了指令。
因為閣樓的窗戶朝向庭院，所以他選擇從低一些的四樓跳下，他就是要選擇朝向大街的方向。
像是他做出來的事。
也有人從四樓跳下來還能活，但他不是，當場而死。
他在遺書裡寫因為愛我而無法忍受我的背叛，但即便如此，還是要把所有的畫作、房子和全部财産都留給我，就這樣，我成了整個歐洲都憎惡的女人。
我成了讓有才華的畫家就此隕落的魔女。
那時的媒體不像現在這麼發達，但那時的人也如現在的人一樣熱衷八卦。
嘲弄升級成為暴力，往往也隻需要一瞬。
從窗戶砸進來的破石闆，潑在家門口的髒水，路邊伺動着的小小威脅都漸漸超過了界線，正如馬蒂亞斯所盼望的那樣。
沒有人知道他真正的意圖，事情按照他摔成爛泥後的大腦中的最終計劃一步步實行。
有些自殺是對他人的加害，是一種終極的加害。
他想殺死的雖然是他自己，但更是我的幸福、我的藝術、我的愛情。
正如他不會複活一樣，他執着地希望我也無法完好如初。
約瑟夫和我去了巴黎，躲在闵愛芳的家裡。
從杜塞爾多夫到法蘭克福，從法蘭克福到巴黎，像上天畫好的路線一樣。
當時在巴黎，愛芳的父親擁有一幢那麼大的房子，讓我直到現在都懷疑他是否是殖民地的叛徒，有着不可告人的生意。
但作為一個父親來說，他是個思想觀念先進的人，如果沒有那樣的父親，在那個時代愛芳很難那麼獨立、勇敢。
啊，那種時代的結束本身就是種安慰。
無所畏懼的愛芳保護着已經失魂落魄的我們。
為了有流産先兆的我，愛芳甚至推遲了回國的時間。
也是她建議等我穩定了以後再一起回韓國。
即使冒着流産的風險，回韓國都不在我們的考慮之内。
但當整個歐洲都讨厭我的時候，那看起來是個不錯的選擇。
那時約瑟夫也同意了。
愛芳拜托我在馬上要舉行的展覽手冊上寫短評，也是為了讓無精打采躺在床上的我趕快振作起來，隻不過那改變了所有的一切。
——《我的話，那樣回來》（1997年）
那是一種類似身份清洗的做法。
沈詩善回到韓國的時候，階層、地位、職業都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