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什麼才能夠從基本上作用于我們這個虔信主義時代呢？拯救了一名羊羔般的迷途者，但事實上是為了吸引更多因罪惡而悔恨的人？當我們看到，在柏林的一切都已成為私事之時，那麼基督教也會在這裡成為一件私事。
一些布道者，例如庫阿德、施特勞斯和阿恩特，他們的信衆很多，這些信衆都是有着虔誠靈魂的人，堅信基督的人，而不是那些為了基督教的真理而僅僅被灌輸的人。
人民大衆都不去教堂，若是神學的激進主義能使他們不太困難就獲得美德的話，他們才會去。
在教堂裡，該給一個新人穿衣，而不是用新的布片縫補在舊的衣物上，不是換湯不換藥，而是使其成為一個完全新生的人。
這樣的基督教永遠不會對人民大衆産生影響，這種人性的改善方法需要宗教的英雄精神作為前提，而英雄精神隻在少數一些入選者身上才能找到，宗教是人民道德生活的第一個彈簧，所以在柏林的宗教也源自于超宗教，并且沒有什麼有效的作用。
為了提升基督教在一個國家普遍性和道德性上的影響，基督教就必須要麼對巫術發揮其作用，例如通過天主教中形式禮拜的神秘魔術，要麼化簡單樸素和有說服力的溫暖為道德的基本真理。
一個新教國家為了他的道德目的，隻有當它給那些布道者提出将明确的、充滿感情且動人闡釋的理性主義作為條件時，才能夠指望基督教協助的力量。
宗教就正如同詩作一樣。
對文化人來說，也許克爾納
當大衆向空洞的套話歡呼之時，就已經丢失了他們富有内涵的思想。
如此，基督教中的思想家和感情主義者可能會探讨與研究更深層次的關聯：基督教作為宗教，作為道德的助力，隻有通過其極為動情的道德基本真理上富有才智的收獲，才能發揮作用，而這收獲還需一位有品位與口才的演講者表達出來。
若是誰想要做我的布道者，那他就不能夠在布道壇上闡釋他的辯解理論，再生說、補贖說和虔信派教徒常見的論戰。
如果在柏林也有富有智慧和善于辭令的民族主義神職人員，像漢堡的施邁茨、奧爾登堡的伯克爾、法蘭克福的弗裡德裡希、萊比錫的郭特霍昂、哥達的布雷施耐德那樣的，如果人們沒有促成這樣一個盡是垂頭喪氣的年輕人的小集團，而是創辦一所學校，裡面有真正使人性高貴的、有才智的、年輕的講道者，那麼教堂就會湧入更多人，監獄也将會更空了。
也許有人會反對腓特烈·威廉四世，随便他們怎麼想吧，但這點是肯定的，他想要以偉大的風格統治他的領土。
這裡要是确實有足夠多的機會去完成最偉大輝煌的創造就好了。
後記： 讀者們會注意到，在《柏林的道德堕落》這篇文章裡隻談到弊病的第二點和第三點原因，并沒有提及到第一點原因。
第一點原因以前任國王統治下的政治和公開性缺失為根據推導而出，然而在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