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也隻有針對在柏林産生的一些現象，人們才會用它來描述。
就是這個詞：胡扯。
胡扯是幽默的開始，它隻是停留在幽默的一半，因為人們總是把勉強算是理性的想法和嚴肅的批判看作是健康理智還算過得去的表現，那麼當然，胡扯還不及理智的一半。
這一半的理智常常很神秘，它的神秘在于對其自身除了有某個關鍵點之外，通常還含有一種邏輯。
但是那一半的幽默卻很糟糕。
它是絕對的虛無。
它原本是想要表達出一些風趣别緻的東西，然而卻在扮鬼臉的行徑上淪陷。
它扮出了狡黠的鬼臉，所言之物卻很愚蠢。
胡扯絕不是玩笑。
或許在某些情況下，玩笑萬歲！美學家說真正的、真實的、自然的玩笑是美妙神聖的，例如一半的維也納笑話都是由玩笑構成。
“一個完美的矛盾束縛住了智者與傻瓜”，歌德如是說；但是人們永遠都在尋找相對的矛盾，卻從來沒有找對過，它就是那些沒有主人、毫無目的地四處踉跄而行和胡謅八扯的事物，用一個詞來說它就是胡扯。
整個柏林都處于胡扯之中。
每一個為了幽默而做的鬼臉都會逗得大家咯咯發笑，即使一點也不幽默。
任何一個重複了兩次的奇怪習慣用語都能立刻找到它的聽衆，受到歡迎。
這裡有大家都認為幽默的人，他們之所以幽默是因為他們不像其他人那樣結束一句話，他們用其他的名稱來叫每樣東西，他們混淆概念，用諷刺的口吻道出最嚴肅的事情。
這些人永遠避免像其他人一樣走直線；他們若跌倒，那就是他們自己絆倒了自己；柏林人把這所有的一切都稱為幽默，然而理智的人一定會稱之為胡扯。
我曾觀看過《在祖魯卡菲爾人中的舒爾茨和米勒》這部喜劇，這兩類人物的對比本身已夠滑稽了。
劇中狂野的霍屯督人通過他們瘋狂的舞蹈，通過他們的戰前叫陣，通過他們刺耳的哨子，通過手勢展現了一群像是神經錯亂的猿猴，其實流露這些害怕、驚恐、畏懼、同情的情緒，應該說是人類恰當的行為舉止。
在這些人物當中，舒爾茨和米勒這兩人簡直就是《喧聲》
“舒爾茨！”“米勒！”“米勒！”“舒爾茨！”“是侬嗎？”“是的，是俺。
”“噢耶！”等等。
若設想這樣的喜劇在巴黎的王宮劇院上演，至于表演者，連勒瓦索爾和拉威爾都不在我們考慮範圍之内，而是隻要桑維爾和卡勒凱爾
每當巴黎人對這些笑劇劇本并不欣賞之時，一定能聽到他們故作“噢！噢！”的贊歎聲，這樣我們就能夠了解，法國人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是多麼的幽默與風趣。
可是，柏林的劇本《祖魯卡菲爾人》是多麼令人反感厭惡，就如同人們想象，自然界的精靈發出強有力的聲音開始說話，而與此同時，說出的卻全是不正确的德語。
從柏林人中誕生的胡扯原本是簡單的，甚至是天真的、幼稚的，但是它已經不能滿足這座不斷成長，急需精神力量的城市越來越強烈的要求。
腐朽的低地德語本身确實有不足之處，民間粗話都是用低地德語
它絕對是下層的、具有局限性的語言；它是仆役、女商販、靠剪息票維生的人、小孩和搬遷到城市居住的農民的語言。
受過教育的人說話，常常還是帶有民間方言語調的痕迹，就純粹的高地德語而言，這就形成了完全自由的語言加工處理，而在柏林這個說低地德語的地方，如此自由的語言加工處理卻非常少。
柏林這座城市自稱是德國的知識之都，現在，若是一種如此具有局限性且特性又十分尖銳突出的語言材料來為這座城市龐大的思想圈充當表達工具，那麼由此就會産生純粹的愚蠢無聊之物，人們會稱它為一種精神方言。
這樣的怪胎誕生于柏林對公共表現的欲望增強之時。
他的人民群衆将自己解放成為了大城市市民。
制鞋的藝徒們可以公開發表對腓特烈大帝時期的意見；天主教教徒想要公開慶祝基督聖體節，國王對他們說道：“若是制鞋藝徒們不阻礙此事的話，他本是不反對的。
”《喧聲》将遊手好閑者知名的笑話記錄下來并發表，單是制鞋藝徒這樣的文學表達就很新鮮。
如此進步就其本身來講并不是微不足道的。
這樣的新柏林化使得健康的理智發揮了許多作用；從薩爾路易到蒂爾西特，《喧聲》使整個德國都免于陷入沉睡之中，沒有誰會對此有異議吧？但是《喧聲》的這些“知識分子”都是幽默的外國人，他們隻是利用了柏林的形式。
本地新開張劇院戲台上的經驗展現了這些形式，若是沒有這份周刊的尖銳性，那麼這些形式就會完全重新淪陷為胡扯。
最近在這裡新開業的劇院（為了繼續追尋毫無審美品位的足迹）所展現的風格，就是政府令人憤慨的、前後不一緻的作為之一，而政府作為在所有其他的人文行業中卻又顯得困難重重。
拉登貝格部長的目标是，對劇院的營業許可進行非常認真仔細的修改，這樣在柏林，咖啡館和舞廳都可以成為劇院！這還真是幸運，我們的演員階層在所謂的露天劇院還沒有完全變得粗野，當然一些年以後這種情況會變得越來越多；我們常常會看到個别雄心勃勃的演員和他們的藝術還沒有完全走向毀滅。
他們緊接着好不容易地滿足了物質上的需求，就力求能比得上那些在宮廷劇院和大的城市劇院演出的幸運的同事，并努力更好、更高貴地表演。
就這樣，尤其是通過傑出的果爾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