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人們認為他雖然不是共和黨人，卻仍然是一位拙劣可疑的作者？也不是這個！那麼是為什麼呢？他做了某種更加令人厭惡的事。
1848年，他為了參加“三月革命”，特意來到了德累斯頓。
那位好心的“旁觀者”小心翼翼地說道：“似乎如此。
”好一個微妙的“似乎如此”！為什麼不更大膽一些呢？為什麼不直接說，我指揮了路障的設置呢？ 1849年五月我在德累斯頓——其實我并不需要去那裡——的确受命建造一處路障。
五個神志健全的人拿着石頭威脅我接手。
我跟他們說：放了我吧！我不是建築師！沒用：“見識應當已經教給你了！”我一開始并不溫和地說：各位，為了德意志的統一，我通過文字所做的比我在這裡用石頭能做的更多！讓我從當年的君主暴動中脫身吧。
當然了！我的“旁觀者”要問了，我為什麼不能也藏在某個地下室裡呢？我為什麼就在1848年那個三月的星期日在柏林的城堡前，并且看到了不受限制的人群狂潮和暴怒呢？那位拙劣的“旁觀者”說，警察總督米努托利（Minutoli）先生也需要為此作出報告。
從曆史的興趣來看，沒有人能比我更希望那位友好的，并且在平和的日子裡日進鬥金的馮·米努托利先生來講述一下他當時的經曆了。
然而我卻希望，菲利斯·利赫諾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