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都知道，國王對于那個周日早上在城堡發生的事情表示了感謝。
當然了，自我吹噓，沒有公職就自诩為政治家！非常值得贊揚，不像那個混在“遊行的學生”中的膽小鬼一樣跳到面粉袋裡，并且喊道：火還燒着嗎？當時誰要是跳到了面粉袋裡，當然就永遠都被染白了。
這件事還繼續這樣發酵了幾天。
我的“旁觀者”說，我在3月18日之前就已經開始“籌劃活動”了，那麼我就來給他說說我在3月18日前後做了哪些“籌劃活動”。
6日，我攜妻兒到柏林度假。
從那時起直到18日，我在俄羅斯旅館（HoteldeRussie）寫作戲劇《歐特弗裡德》（Ottfried）。
從3月22日到4月22日，也就是在革命達到高潮的期間，我守在一個孩子的病榻前，和一位夫人臨終的床前。
哦，你這讨人厭的“旁觀者”啊！我如此詳盡地回答你惡毒的控訴并不是為了什麼“技術總監”（缺這個職位的不是我，是那家機構），而是因為席卷柏林的這些揭底之論，這些謎樣的言論：這個人昨天在某條路上！人們看見他在這兒和那兒同某人以及某人交流，等等，對于我們的時代而言是真真正正的恥辱，讓人想起最陰暗的羅馬告密者風行的時期。
如果有人說我在我所擔任的形形色色的崗位上為德國的舞台從理論上和實踐上作出了貢獻，并且在皇家劇場做出了美學上的進取，卻還是如此“不知趣”，在政治事務上更偏左而非右，那麼我就也無能為自己辯護了，并且不會作出辯護。
不過對于這種在我人生中絞盡腦汁、圖謀不軌的指責，我将報以蔑視。
1850年2月23日于德累斯頓 卡爾·古茨科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