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将本書的這一部分稱作是共産主義的。
人們聽說其中的内容，便為這奇怪的新詞感到目瞪口呆：共産主義。
倘若共産主義是最熱忱的、燃燒的對人類的愛，那就可以期待共産主義會有許多的追随者了。
這第二卷書獻給犯罪和武力。
人們已經相信，貝蒂娜想将罪犯樹立為烈士，并認為盜賊優于誠實的百姓。
後者是幼稚的，前者是真實的。
人們寫了諸多關于監禁、罪犯和懲罰理論的書，人們也出資贊助行為矯正機構，可是在真正應有的政體——以我們時代的角度看來——之下仍然應當預期會有犯罪發生。
現在我們若是相信人類天性的原善或者原罪，那麼由于我們的教養和教育給了我們這樣崇高的概念，而這個詞被用于形容人類天性，我們便因此期待着奇迹的發生。
我們為何極少實現這一奇迹？它們為何失敗得如此頻繁？我們平日裡的胡來絕不夠治愈愈發惡化的社會弊病。
學校等等的古老豎琴十分不快，它不再能夠引來爐邊的狗，更别說能夠令人着迷并将人類變成人類了。
霍亂面前任何藥物都束手無策。
當時人們建立新的傳染病院，新的隔離區，新的康複區域，不再保留舊物，平日裡最瞧不起的家庭補救措施也被高看了。
現在有一場道德上的霍亂：比如柏林每個冬天都有許多人死于道德霍亂，并不是偶發事件，而是十分普遍，以至于監獄都滿員了。
天啊，人們增加守夜人和憲兵的數量，市民聚集在一起構建防禦工事。
每個人都把自己和别人隔離開來，這個由孤立個體所構成的國家裡的惹事人就變得于人無害了。
為了不遠未來的困境而設立這種政體的時候，人們就也得任其成立；然而若是将其實用價值提升到一種理論上的、持久的意義上，人們便會直接問，基督教的世界就是這樣延續了一千八百多年的嗎？沒有當犯罪尚在襁褓中時就将其扼殺的辦法嗎？國家是否一直并且永遠隻是利己主義的一種聚合物，在其中僅有那些在搖籃中就已受到親愛的命運之神微笑眷顧的誠實者、純潔者和幸福者能夠維系自身嗎？ 最近有一位牧師發表了一番關于一處受到衆議紛紛的墳墓的神聖言談。
一位死于決鬥的來自卡爾斯魯厄的馮·格勒先生的屍體下葬了，這位牧師并沒有責任像各路報刊那樣奉承這具屍體，他卻在談論決鬥的時候，說出了一番值得尊敬的話：若是想想，基督教義的溫和精神對人性起到的作用尚如此之小，以至于無法避免任何事故或争吵的發生，他就得為基督教而感到臉紅。
他說：臉紅！這位牧師，聖言的虔誠仆從，為其學說的作用之微小而臉紅。
公職人員大概也會為他所供職的國家而臉紅，大臣大概會為他放在公文包中雞毛蒜皮的小事而臉紅，我們的法官大概也會為罪犯而臉紅吧？不。
頂多隻有那位得處決違法者的可憐仆人會發抖。
那麼十九世紀被稱作政治的還算什麼呢？我們偉大的國家領導者們除了自己之外還維護何人呢？那種真正具有保護力量的、在一切事物面前為了人類而保衛人類的政體之光芒，怎能透過這種以官僚主義、敕令、禁令、同盟、隊列、利益平衡所構成的政體而照射出來？當貝蒂娜涉足這一領域，她便挺身而出，成為了女先知，成為了預言家。
她将這本書題獻國王，直指國王，文中句讀如此令人着迷，如此熱烈而感人至深，以至于我們必須要說這封信是不朽的，卻無法在現世中實現其意義。
誰要是想按照字面意思理解顧問夫人在第二卷書中的主張，那他就隻能證明自己是個無聊的人。
無聊的人都不理解幽默。
然而這位勇敢的敵對者所提出的為反對犯罪而建立的道德改革的很大一部分都應當被理解為幽默。
她并不真想讓強盜頭子當将軍，讓屠夫漢斯
這番證詞的辯證半是規勸，半是嘲諷。
它徹頭徹尾是一種柏拉圖-蘇格拉底式的精神，為富于藝術性的對話賦予了生機，同時融合了遠見與高翔的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