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因為拉荷的緣故，她有興趣在小說中将自己和她明顯地混而為一。
然而這種努力在她作品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沒有實現。
相反，仿佛是一種藝術家的天性對她說，讓她片段性地描繪那位親王，将他置于前景之中。
比如說她并沒有通過一位卡爾·魏格曼式的人物來提升并支撐她的小說，而且并沒有在她作品中間歇性地着重描寫那些重要人物，而是把這些人本身作為情節的主角，并且寫出了一部富于浪漫幻想的傳記，而非小說。
路易親王總是位于中心。
她捏造出一些情感讓他表露出來，她讓人物聚集在他周圍，她讓這些人表現得高貴、或者至少是充滿意義的，然而他們倒大多隻是些毫無教養的輕浮之輩。
這位保蘭·維瑟爾，一位優雅的柏林朝臣，給人的印象臭名昭著，在我們的編篡者筆下卻顯得如此相對有趣而充滿價值，身披現代思想和成果豐富的情感的巨大而斑斓的遮羞布，以至于人們想想就會震驚：第歐根娜
亨利葉·弗洛姆，保蘭·維瑟爾成為了這位柏林大人物的“女人們”，并且不值得像在這本紀念書籍中那樣為詩歌所如此矯飾。
多少恢弘之言浪費在了鼠輩身上呵！多少平庸的思想被粉飾得光鮮亮麗！隻要是觀察過柏林的人，有誰看不出婦人和少女為了獲得親王眷顧而獻的谄媚，就像當年利希特瑙時興的那樣？這種境況的受害者後來希望比裡茨婦人所知的那樣更加博學，他們想要用法語聊天，遍閱歌德和席勒，同根茨和施萊格爾接觸；然而盡管瓦爾哈根·馮·恩梓向他們身上傾注了微光，他們卻也還是和現實中别無二緻。
可憐的蘭瓦爾德，在想要擡高猶太人身價的沖動中，描繪了一位猶太的拉荷·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