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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爾徹寓所 1986年2月18日 親愛的巴恩斯博士(我啊,一個老女人,快八十一了): 嗯,我呢,一般讀些嚴肅的著作,不過在夜晚,我換一些輕松的閱讀,待在養老院讀小說做什麼呢?(你會知道我來這兒沒多久。

    )紅十字會提供了足夠多的小說。

    講什麼的呢?這有什麼好問的!無非是“鬓角斑白”的卷發醫生,十有八九被老婆誤解了,或者好一點兒,他依然是個鳏夫;有個光彩照人的護士在手術室遞給他一把鋸子。

    盡管正處在容易被這種荒唐人生觀動搖的年紀,我還是甯可去看達爾文的《腐殖土與蚯蚓》。

     因此,我想,為什麼不去公共圖書館把“A”打頭的小說全過一遍呢?(一個小姑娘曾問我:啤酒廠取名叫作雄鹿我還可以理解,為什麼會有謊言啤酒廠這樣的名字呢?)于是我發現我讀過許多對酒館有趣的描寫,還有許多是關于對女性乳房的窺淫癖的,所以我也沒覺得不對勁。

    您知道我将要看什麼嗎?下一套是巴恩斯著作:《福樓拜的鹦鹉》。

    噢,那一定是露露[1]。

    我自以為已經能把“淳樸的心”領悟在心了。

    但我沒有幾本書,因為我的房間太小了。

     我會兩種語言,而且說得還不錯,這讓您有些許高興吧。

    上周,我聽到一位老師對一個遊客說:“向左,然後向右。

    ”[2]那天,我一直品味着“左”這個字發音的微妙,洗澡的時候還在念着。

    就像法式黃油面包一樣好。

    您相信嗎,我的父親,活到現在該有一百三十歲了,那時學的法語(就像學拉丁語一樣)就按英語來發音:“理查-特”。

    不,您不會相信的:我自己也不怎麼确定。

    但是至少現在教給學生的發音已經略有進步了:他們發“R”音的時候,卷舌頭的方向已基本正确了。

     但是,我們還是回來說說我們的鹦鹉吧[3],這才是我寫信的主要目的。

    我不能接受您在書中關于“巧合”的說法。

    您說您不相信巧合。

    您不可能是這個意思。

    您的意思是你不相信有意制造的或者帶有目的性的巧合。

    巧合的存在是您無法否認的,因為它時不時地會出現。

    但是,您對于它的重大意義置若罔聞。

    總體而言,本人在此類事情上持不可知論,因而我比您更加不确定。

    事實上,我有個習慣,幾乎每天清早都沿着教堂大街(教堂已不複存在了)走向市場綠苑(也沒有市場了)。

    昨天,我剛放下您的書,沿路行走,突然我好像看見了什麼,關在籠子裡,在高高的窗戶後面?一隻灰色大鹦鹉關在籠子裡?這是巧合?當然啰。

    意味着什麼?這小東西看着挺悲慘的,羽毛都抖了起來,一直咳嗽着,尖嘴裡有什麼滴了下來,籠子裡也沒什麼玩具。

    于是我(禮貌地)寫了一張明信片給它(不知名)的主人,告訴他們這種情景讓我很痛心,希望他們晚上回來的時候能夠對它好一點。

    我剛回到房間,一個老女人闖了進來,告訴了我她是誰,一邊揮舞着明信片一邊嚷嚷着威脅說要送我上法庭。

    我說,好啊,但你會發現這很花錢。

    她告訴我,她的“多米尼克”之所以把自己的毛毛攤開,是因為它是一隻愛賣弄的鳥。

    它沒有玩具,那是因為它才不是一隻虎皮鹦鹉呢,如果有了玩具也會把它們給弄得不成樣子。

    她還說,鹦鹉的嘴巴是不可能滴水的,因為它們根本就沒有黏膜。

    “你是個愛管閑事、極端無知的老婆子。

    ”她對着我罵罵咧咧地走開了。

     現在呢,這篇研究鹦鹉的論文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奧德麗·佩恩夫人顯然是位有教養的女士。

    我現在手頭也沒其他參考書籍,隻有一份破舊的大學花名冊,于是我随手一查。

    她名列其中:瑪格麗特·霍爾女士,比我小八歲,獎學金獲得者(我得到一等獎學金),攻讀法文(而不是動物科學)。

     我必須給您寫信,因為其他人都理解不了同時性巧合有多奇怪。

    我沒把握說,全憑這些事情就構成了一種巧合。

    我那些被禁锢的同胞在此非瘋即聾。

    我呢,已經很幸運了,隻是失聰。

    不幸的是,那些瘋子卻耳朵不聾。

    可是,我憑什麼說聾子不瘋呢?事實上,雖然年紀最小,我卻是大姐大,因為相比而言,雖然年紀較輕,但我能力頗強。

     相信我,親愛的先生,請相信我真摯的感情。

    [4] 西爾維娅·溫斯坦利 1986年3月4日 親愛的巴恩斯先生: 為什麼您說您是個醫生?我嘛,就是個老處女,而您太小氣,隻給了我三選一:小姐、太太和女士。

    為何不是西爾維娅淑女呢?畢竟,我還歸于名門望族,算個上等人呢。

    我的伯姨媽告訴我,她小的時候,紐曼大主教從西班牙給她帶來了一隻橙子。

    她拿了一個,她的姐妹們每人一個。

    那時,這種水果在英格蘭還是個新鮮貨。

    主教是祖母的教父。

     管理員告訴我說多米尼克的主人在街坊鄰居這裡“口碑不錯的”,所以顯然閑言碎語會蔓延開來,我最好什麼都别說。

    我寫了一封和解信(沒有回複)。

    接着,下一次我經過那裡的時候,我發現多米尼克被從窗戶裡拿走了。

    或許它生病了。

    歸根結底,要是鹦鹉沒有黏膜,它的嘴怎麼會不停往下滴東西呢?可是,如果我依然在大家面前這麼問的話,我哪一天就得待在法庭了。

    不過,我才不怕那些治安官呢。

     我教授了很多紀德的作品。

    普魯斯特讓我覺得很沒勁,我讀不懂季洛杜[5],本人的腦袋可有趣了,一些地方聰明絕頂,另一些卻笨到骨子裡去了。

    當初,我按理定能拔個頭籌,校長說,要是我拿不到第一就砍她的腦袋。

    我沒有拿第一(隻得了個第二,口語優秀),她就去和負責人争辯;得到的答案是α的數量與γ的數量平衡了,但一個β也沒有。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沒有上對學校,而且由于是個“淑女”所以沒學正統的學科。

    于是,在入學考試中,與來自舍伯恩的女孩的“有教養”的文章相比,我那篇關于地蜈蚣母性行為習慣的論文給我帶來了更多好處。

    我想我已經告訴過您了,我獲得了最高獎學金。

     好吧,您為什麼說您是一個六十多歲的博士,而您顯然不可能超過四十歲?請說吧!年輕時,我發現男人全都是騙子,于是決計到了六十歲領養老金時才調情賣俏,可是,我的心理醫生告訴我,這讓我多過了二十年調情賣俏的日子。

     看完了巴恩斯,我繼續看安妮塔·布魯克納,并為她當天未出現在電視上而慶幸。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他們肯定在對我做什麼。

    譬如,我說:“如果這是個正确的決定,那就讓我看到一頭雄鹿吧。

    ”我選了個那裡最不可能出現的生物。

    雄鹿出現了。

    同樣地,翠鳥和花斑啄木鳥也在其他場合出現。

    我不相信這隻是我的想象,我不相信在我的潛意識中這些生物潛伏在近旁。

    看起來好像存在一個強大的自我,比方說,它告訴一個不明事理的紅細胞在刀傷上結了個血塊。

    那麼是什麼在控制你我的強大自我,讓血液去修複損傷的呢?在《醫院觀察報》上,我發現他們就是把所有生肉放回洞裡,任由它自己把自己變為肌肉;我在三個月前動了一場大手術,可現在全部的肉似乎都各得其所,合在了一起,運作正常。

    是誰告訴它們該怎麼做的? 這頁上我還能為鹦鹉毛騰出點空間嗎?這兒的負責人,瑟斯頓小姐,長了張馬臉,性格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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