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德堡。
音樂會之前，我又不見人影。
也不在老地方。
A簡直要神經崩潰了。
盡管這樣，她還是在大廳裡，祈禱事情能夠有轉機。
而我在約定的時間準時出現了，向觀衆們鞠躬，舉起指揮棒。
這着實讓A感到很驚喜。
序曲才行進了幾個小節的時候，她事後告訴我，我就像在彩排一樣停住了。
觀衆們很疑惑，樂隊更不用說了。
接着，我重新給了一個弱拍，從頭開始。
她很肯定地告訴我，之後簡直一片混亂。
觀衆們興緻勃勃，尾随的報道充滿敬意。
我毫不懷疑A說的話。
她說，音樂會之後，和朋友們站在大廳外，我從口袋裡拿出裝威士忌的瓶子，把它摔在台階上。
但這些我通通不記得了。
回家以後，我安靜地喝着晨間咖啡，她遞給我一封信。
結婚三十多年以來，她第一次在我這個家裡給我寫信。
信中那些話我從此一直牢記心頭。
她說我是個沒用的懦夫，靠喝酒來逃避困難；以為喝酒有助于成就新的傑作，但這是大錯特錯的啊。
她無論如何都不願再丢人現眼，在大庭廣衆之下看着我醉醺醺地指揮了。
我沒有作出任何回應，不論是書面還是口頭。
我想用實際行動去證明。
她就像信中所寫的那樣，沒有陪我去斯德哥爾摩，也沒去哥本哈根和馬爾默
我一直帶着她的信。
我在信封上寫了大女兒的名字，這樣她在我死後就能知道這封信寫了什麼。
對于作曲家來說，步入老年是多麼恐怖的事情!一切都沒有原來那樣快了。
而且，自我批評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
别人隻看到名譽、掌聲、盛宴、國家養老金、慈愛的家人、世界各地的擁護者。
他們隻會注意到，我的鞋子和襯衣是從柏林定做的。
在我八十歲生日時，我的頭像上了郵票。
人們很是注重這些成功的裝飾。
但我将它視為人生的最低形式。
我記得我的朋友托伊沃·庫拉
他被步兵射中頭部後沒幾個禮拜就死了。
在他葬禮上，我回顧了這位藝術家無比悲慘的一生。
他勤奮勞作，才華橫溢，渾身是膽，然後，一切就瞬間消失無影了。
遭人誤解，被人遺忘，此乃藝術家的宿命。
我的朋友拉格堡頗為認同弗洛伊德的觀點，依後者之見，藝術家借由藝術逃避神經質。
創造力正好彌補了藝術家無法傾力生活這一缺陷。
當然啰，這隻是發展了瓦格納的觀點。
瓦格納認為，如果我們充分地享受生活，就不再需要藝術了。
在我看來，這簡直是颠倒黑白。
當然，我并不否認藝術家神經過敏。
茫茫人海中的我，怎能否認這一點呢？我也有些神經質，經常感到不開心，但這是身為藝術家的果，而不是因。
如果心比天高，而又經常力有不逮，這怎能叫人不神經質？我們不是電車乘務員，隻要在車票上打個孔，正确地報出站名就行了。
除此之外，我可以簡單地回應瓦格納的話：一個充實的人生怎能缺少了其最高貴的樂趣，那就是欣賞藝術？ 弗洛伊德的理論，沒有囊括一大可能性，即交響樂作曲家面臨的沖突——首先領悟，然後表達能夠經久不衰的音符律動之道——某種程度上是一項比為國王與國家獻身更為偉大的成就。
許多人都能做到這一點，而能做種土豆、戳車票以及其他類似的有益事情的人就更多了。
瓦格納!至今，他的諸神與英雄們讓我的肉體已匍匐了五十年。
在德國時，他們帶我去聽一些新音樂。
我說：“你們在制造各種顔色的雞尾酒，而我帶着純淨的冷水就來了。
”我的音樂像是融化了的冰。
它的律動讓你覺察到凍結的開端，在洪亮的篇章中，你能覺察到它起初的沉默。
有人問我，哪個國家和我的作品最有共鳴。
我說，英格蘭。
這片土地沒有沙文主義。
一次訪問演出時，我被移民局一官員認了出來。
我見到了沃恩·威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