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節，新聞工作往往成為許多作家練武之地。
德萊塞在芝加哥還目睹了一邊是花天酒地，一邊是赤貧如洗的強烈對比。
他親眼看到貧窮如何受人鄙視，僞善如何暢行無阻。
于是，德萊塞執意要對他目睹的現狀進行道德評價，這不僅是十分自然，而且從主觀上來說，就是他思想、感情和認識的開端，從而引導他去構思創作自己的小說。
1895年，德萊塞寓居紐約，正式從事寫作，同時編輯雜志，經常往來于芝加哥、聖路易斯、托萊多、克利夫蘭、匹茲堡各大城市之間，視野較前更為深廣地接觸到當時現實生活中各個不同的層面，親眼目睹了貧民窟、酗酒、色情、兇殺、拐騙、搶劫……使他更進一步深刻認識到美國的現實是一種“殘酷的、不公道的現實”，是一個“毀滅的過程，而幸福隻不過是幻想而已”。
由于這些真相沒法在報刊上反映出來，德萊塞就鐵了心，抛棄了新聞記者的工作而開始寫作，來揭發社會上不公平的事情。
德萊塞全憑個人天賦與勤奮，自學成才。
說實話，他的審美能力壓根兒沒有經過系統的培養。
從青少年時代起，他隻要有機會接觸到書籍，就會廢寝忘食，埋頭閱讀。
在幾部自傳體的作品中，他情不自禁地追憶往昔讀書的樂趣。
比如說，他在奧索小鎮圖書館裡曾經讀過莎士比亞、歐依達、《湯姆·瓊斯》、勞拉·瓊·利比、華萊士的《本·赫爾》、狄更斯、卡萊爾，還有笛福的《摩爾·弗蘭德斯》，都給年輕的心靈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最有意思的是，人們一直把德萊塞尊稱為現實主義或自然主義的大師，但德萊塞本人卻一概加以否認，一再聲明年輕時他“壓根兒沒讀過左拉的書”。
事實上，對德萊塞的創作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卻是巴爾紮克。
德萊塞在《自述》中回憶道，讀了法國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巴爾紮克的作品，對他說來，不啻是一場“文學道路上的革命”。
他說，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我簡直跟巴爾紮克以及他筆下的人物一同吃飯、一同睡覺、一同做夢、一同呼吸，腦子裡裝的是他的想法，眼裡看到的是他描繪的城市。
”後來在匹茲堡卡内基圖書館裡，他覺得巴爾紮克“突然給我打開了一道吸引我走向生活的新的大門”。
德萊塞繼續寫道，“這才是個有眼力、有思想、有感受的作家，通過他，我看到了如此廣闊的景象，簡直使我驚訝得目瞪口呆——通過法國人的眼睛，我看到了整個巴黎，整個法國，整個生活。
”德萊塞認為，“巴爾紮克的哲學推理有點誇張，但卻十分出色；他處理各種重大社會、政治、曆史以及宗教問題都是從容不迫，得心應手；他憑借自己的天才，顯示出好像對各種問題都有直接而又無可辯駁的知識；這一切就像天才和預言家的真本領，深深地吸引着我，使我着了迷。
但願我也能具有這樣一種洞察力！”殊不知就在德萊塞對巴爾紮克欽佩得五體投地之時，他“卻不知不覺地對自己所處的世界獲得了一種新的、形象的認識”，十分驚異地發現，“在這裡（美國）竟和那裡（法國）一樣，都有可資描寫的事物”。
換句話說，年輕的德萊塞早已下了決心，要用巴爾紮克式的方法來描寫美國生活。
以上這些自述，對我們了解德萊塞從事文學創作之前的思想基礎是極為重要的。
此外，他還如饑似渴地研讀過史蒂文森、大仲馬、托爾斯泰、愛倫·坡、司各特、薩克雷、哈代、歐文、霍桑、顯克微支等名家的作品，深深地被這些文學大師塑造的人物所感動，從而産生了急欲表現美國形形色色的社會生活的創作激情。
由此可見，盡管有人說德萊塞文學修養欠佳，事實上，他早已成竹在胸，充分作好了創作準備。
20世紀初，德萊塞的頭一部長篇小說《嘉莉妹妹》在美國文壇上一出現，就産生強烈反響。
由于作者在小說中通過外來妹嘉莉的發迹與高級經理赫斯特伍德的敗落，對當時流行的社會道德傳統标準提出了直接挑戰，使這位默默無聞的年輕作家與他筆下的女主人公嘉莉妹妹“全都成了世界文學中的人物”。
正如路易斯贊揚《嘉莉妹妹》“像一股強勁的自由的西風，席卷了株守家園、密不通風的美國，自從馬克·吐溫和惠特曼以來，頭一次給我們悶熱的千家萬戶吹進了新鮮的空氣”，另一方面也使作者多年來一直受到責難和攻擊。
因為那時美國正經曆着一場急劇的社會變革，從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同時也是整個美國文學沉湎于理想主義的時代，許多作家熱衷于描寫人生的樂觀方面，正如豪威爾斯所說的“生活中笑盈盈的一面，那正是美國的特色”，小說被視為消遣品，作品中往往充滿虛無缥缈的理想或浪漫色彩，而對生活中的現實，主要是貧富兩極分化，掠奪者與被掠奪者之間的生活懸殊，以及種種醜惡現象，則根本熟視無睹。
德萊塞在《嘉莉妹妹》中卻如實揭示了美國社會生活的陰暗面，結果作者不斷受迫害，小說竟被列為“禁書”，不準在美國出版。
盡管如此，德萊塞還是堅持認為：“生活就是悲劇，……我隻想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來描寫生活。
”他“甯願餓着肚子跑到紐約格林威治村來寫幾部反映真實的小說”。
他就憑着那股傻勁，锲而不舍地堅持着，“一年接一年，寫出了他的生動有力的小說，描寫被壓迫的婦女，暴露巧取豪奪的美國金融家，或是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