睛，“你不會是在說節拍器吧？”
“是的，是的！我想我肯定是在換火車的時候把它弄丢了。
”
布魯克先生設法安撫住了她，他甚至豪氣沖天地許諾說他明天就幫她找一個。
不過與此同時他不免暗自嘀咕，一個人丢失了那麼多的行李，卻在為一個節拍器而大驚小怪，這未免有點蹊跷。
澤倫斯基全家搬進了布魯克先生隔壁的那棟房子，表面上看一切都很正常。
三個男孩都很文靜。
他們的名字分别是西格蒙特、鮑裡斯和薩米。
他們總待在一起，一個跟着一個排成一路縱隊，領頭的通常是西格蒙特。
他們自己說着一種聽上去很急切的家庭世界語，由俄語、法語、芬蘭語、德語和英語混合而成。
其他人在場時他們則出奇地安靜。
不過并不是澤倫斯基家的人說過或做過的某件事情讓布魯克先生感到不自在，而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
比如，和澤倫斯基家的男孩待在同一個房間裡他會下意識地感到不安，最終他意識到引起他不安的是澤倫斯基家的男孩從來不走在地毯上，他們排成一隊繞過地毯，走在光秃秃的地闆上，如果一個房間裡鋪了地毯，他們則站在門口不進去。
還有一件事，已經搬來好幾個禮拜了，澤倫斯基夫人似乎沒把心思花在布置房間上，除了一張桌子和幾張床以外，沒再添置其他家具。
大門白天黑夜都敞開着，沒過多久，這棟房子就呈現出被遺棄多年的老房子的那種詭異荒涼的模樣。
而學院則對澤倫斯基夫人十二分地滿意。
她的教學狂熱而執着。
如果哪個瑪麗·歐文或伯娜丁·史密斯把斯卡拉蒂顫音彈得不夠清晰，她會勃然大怒。
她從學校找來四架鋼琴，安排四個暈頭轉向的學生同時彈奏巴赫的賦格曲。
系裡她那一頭格外地喧嚣，但澤倫斯基夫人似乎缺根神經，完全不受噪音的影響，如果依靠純粹的意願和努力就能夠理解一個音樂理念的話，那麼賴德大學沒有人比她做得更好。
晚上，澤倫斯基夫人忙着譜寫她的第十二交響曲。
她似乎從來不睡覺，不管晚上什麼時間，隻要布魯克先生從他客廳窗口向外張望，就能看見她工作室裡亮着的燈。
不，不是專業方面的考慮讓布魯克先生變得多疑起來。
直到十月下旬，他才第一次感到肯定有什麼地方不對頭。
他和澤倫斯基夫人一起午餐，聽完她對自己一九二八年的一次非洲狩獵之旅的詳細描述，他的心情很不錯。
下午晚些時候，她經過他的辦公室，在門口若有所思地停住腳。
布魯克先生從辦公桌上擡起頭，問道：“你有什麼需要嗎？”
“沒有，謝謝你。
”澤倫斯基夫人說。
她的嗓音低沉、優美，帶點憂郁，“我隻是在想，你還記得那個節拍器吧，你覺得我會不會把它落在那個法國人那裡了？”
“誰？”布魯克先生問。
“呃，和我結過婚的那個法國人。
”她回答道。
“法國人。
”布魯克先生和顔悅色地說。
他試圖想象澤倫斯基夫人的丈夫，可他的大腦拒絕配合。
他半自言自語地說：“孩子們的父親。
”
“哦，不是，”澤倫斯基夫人毫不猶豫地說，“是薩米的父親。
”
布魯克先生腦子裡快速閃過一個預感，他最最深沉的本能警告他不要再說任何東西了。
可是，他對次序的尊重以及他的良心迫使他開口問道：“另外兩個孩子的父親是？”
澤倫斯基夫人把一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