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放在後腦勺上，搓揉着自己剪得很短的頭發，一臉的迷惑，好一陣沒有回答。
後來她輕輕說道：“鮑裡斯的是一個波蘭人，吹短笛。
”
“那西格蒙特呢？”他問道。
布魯克先生看了看自己井然有序的辦公桌，上面放着一疊批改過的作業、三支削好的鉛筆和象牙鎮紙。
他又擡頭瞟了澤倫斯基夫人一眼，隻見她在苦苦思索。
她凝視着房間的角落，眉頭緊鎖，下巴從一邊移動到另一邊。
最終她說道：“我們是在說西格蒙特的父親嗎？”
“哦，不用了，”布魯克先生說，“沒這個必要。
”
澤倫斯基夫人用一種既有尊嚴又很決斷的聲音說道：“他是我的一個同胞。
”
布魯克先生真的一點也不在乎誰是誰的父親。
他是個沒有偏見的人，就算你結過十七次婚，生了個中國孩子，都和他無關。
但他和澤倫斯基夫人的這段交談卻讓他感到困擾。
突然，他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那幾個男孩看上去一點也不像澤倫斯基夫人，但他們彼此卻非常相像，既然他們有不同的父親，布魯克先生覺得這種相像有點不可思議。
不過澤倫斯基夫人已經結束了這個話題。
她拉上皮夾克的拉鍊，轉身離去。
“就是落在那兒了，”她快速地點了點頭，“那個法國人家裡。
”
音樂系的人事進展平穩，沒有什麼棘手的尴尬事件需要布魯克先生處理，不像去年發生在豎琴老師身上的事情，她最終和一個修車工私奔了。
隻有澤倫斯基夫人讓他多少有些擔憂。
他搞不清楚他和她的關系哪兒出了問題，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對她的感受會如此混亂。
首先，她去過世界上無數的地方，交談中她會牽強附會地添加一些誇誕的地方。
她會一連好幾天不開口說一句話，雙手插在夾克口袋裡，臉上挂着沉思冥想的表情在走廊裡徘徊。
可突然地，她會揪住布魯克先生不放，發表一通情緒激昂的長篇獨白，眼神魯莽，炯炯發光，說話的聲音熱誠急迫。
她的話往往沒頭沒腦，但提到的每一段經曆無一例外都有點怪異，像是被扭曲了。
如果她說起帶薩米去理發，給人的印象就像發生在另一個國度，好像她談論的是在巴格達度過的一個下午。
布魯克先生有點摸不着頭腦。
他是很突然地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真相的出現讓一切都一目了然，至少是讓情況變得明朗了。
那天布魯克先生回家較早，在客廳裡生了火。
這個傍晚他感覺舒适，心裡很平靜。
他隻穿着襪子坐在爐火前，身邊小桌子上放着一本威廉·布萊克的詩集，他給自己斟了半杯杏子白蘭地。
晚上十點，他在爐火前惬意地打起盹來，腦子裡滿是馬勒朦朦胧胧的樂句和一些飄渺的不完整的想法。
處在恍惚狀态的他腦子裡突然冒出四個字：“芬蘭國王”。
這幾個字聽起來耳熟，但剛開始他想不起來是從哪兒聽來的，緊接着他一下子就找到了。
那天下午他正從校園經過，澤倫斯基夫人叫住了他，又不知所雲地胡扯起來。
他心不在焉地聽着，腦子裡想着他教的對位課交上來的卡農作業。
現在這幾個字，還有當時她抑揚頓挫的聲調，竟在不知不覺中異常清晰地重現在他腦海裡，澤倫斯基夫人是這樣開場的：“一天，我正站在一家法式糕點店門前，芬蘭國王坐着雪橇從那兒經過。
”
布萊克先生在椅子裡猛地坐直身體，放下手裡的白蘭地。
這個女人是個病态的謊話精。
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