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藏花麻，你不好好勸皇帝走正路，也要跟着他們胡來麼？你可也是胡人。
”
禹藏花麻連忙把頭縮回去，不敢再說話。
殿中頓時一片沉寂。
梁太後的目光掃過衆人，指着文煥，冷冷說道：“這人是宋朝降将，無父無君之徒，豈可倚為腹心？來人！立刻将此人趕出宮中，從此以後，若見此人踏入宮中一步，便取他頭來見我！”
“母後！”秉常急道：“文煥确是忠臣，綏德之時，他有救駕之功……”
“正是念他救駕之功，才沒有立斬他。
”梁太後的話裡，有不容置疑的權威，她又将望着秉常，道：“皇帝親政了，愛做什麼，也隻能由得你。
這江山社稷，是祖宗辛苦打下來了，終不能喪在外人之手。
嵬名榮是幾朝的元老，忠厚可靠，這禦圍内六班直，自今日起，劃出一半歸他直接統領。
他本是禦圍内六班直的老統軍，讓他指揮，也指揮得動。
”
“這……”秉常與殿中衆人，聽到這話，連臉色都變了。
梁太後環視衆人一眼，冷笑道：“難不成還有人離間我們母子，皇帝你疑心我要奪兵權不成？”
“孩兒決無此意，隻是茲事體大……”
“禦圍内六班直，你母後我當年也指揮得動！我若真要奪你兵權，一道手書，便能将六班直全部調走，用不着這麼扭扭捏捏。
我是信不過你身邊這幫人！”梁太後目光逼視秉常，其中竟隐隐有幾分嘲諷之意。
不過梁太後這話也不算吹噓，她不比一般女子，帶兵打仗，權謀手腕，無一樣沒做過。
以西夏宮廷鬥争的血腥，其勝利者又豈會是泛泛之輩？
秉常在梁太後的逼視下，終于無視李清、禹藏花麻等人心急如焚的神情，退縮了，“是，兒臣謹遵母後懿旨。
”說出這句話，秉常身子一軟，幾乎要感覺要癱了一般。
李清等人，臉色盡皆如鍋底一般黑沉。
梁太後舉手之間，便奪走禦圍内六班直一半武力的完全控制權，雖說這部分武力本來也不是秉常在任何時候都能指揮得動的，但對于李清諸人來說，始終是一次巨大的挫敗。
而文煥被梁太後一句話就趕出王宮，更是明白無誤的告訴着秉常，究竟誰才是這座王宮真正的主人！但讓人奇怪的是，一向堅決反對改制的梁太後，這次卻并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糾纏，反而表現出了一點态度軟化的迹象。
不過，這一點，對于被挫折感籠罩的秉常等人來說，卻沒有注意到。
躊躇滿志的秉常，甚至還沒有開始真正改制，就遭遇了第一次挫折。
在這個時候，興慶府的嚴冬，似乎都成了一種不祥之兆。
不過，這種沮喪看起來隻是暫時的。
很快，仁多澣就給秉常打了一劑強心針。
在“大安改制诏”頒布一個月内，以仁多澣為首，四五個實力派的軍司統軍，以及部落首領，陸續将自己支持改制的奏折送到了興慶府。
有了做第一個的人，許多人對梁乙埋的顧忌就少了許多，後面陸陸續續，各軍司的統軍們，全部送來了支持的奏折。
終于，在大安四年快要過去之前，西夏的各路“諸侯”們，也許是出于真心的支持，也許是出于政治上的投機，也許是出于恐懼“後至之誅”，擔心野利拿等人的命運在自己身上重演，總之，是一個不落的表達了他們對改制的支持。
大安改制，在名義上，終于成為了“順天下之望”！
時間永遠是最大的。
宋朝的熙甯十一年，夏國的大安四年，很快就過去了。
宋夏之間的戰争，眼看着就過去了一年的時間。
一年的時間，對于善忘的人來說，已經可以忘記他們不想記住的事情；但對于另一些人來說，恥辱卻并不會随着時間的推移而消減。
熙甯十二年的正月，宋朝與西夏，從表面上來看，除了西夏派出使者向宋朝皇帝拜賀正旦以外，雙方都是在為各自的事情毫不相幹地忙碌着。
宋朝在正旦的大典之後，由鴻胪寺卿正式告知遼使，宋朝決定接受了遼國的請求，雙方在對方京城，互設常駐使節，遼國由此成為自高麗國以外獲準在汴京常駐使節的第二個國家。
這件小小的事情，實際上傳達了很多的信息：此時的宋朝，正在漸漸變得比以往更加自信，也更加開放。
不過，此事由鴻胪寺卿來傳達，卻也意味着對石越主導的官制改革的修訂——當年官制改革之時，規定鴻胪寺負責藩屬、國内少數民族、海外殖民地之事務，而不在朝貢體系之内的國家，如對遼國的外交事務，則歸于禮部。
這種設置本是石越試圖打破朝貢外交的一種嘗試，今後的宋朝必将面臨更寬廣的世界，雖然宋朝當之無愧地處于當時人類文明的頂峰，但是并不意味着其餘的文明隻能葡伏于它的腳下，古老的朝貢體系在石越看來，本就有修正之必要——正視你的競争對手，什麼時候都不會錯。
而宋朝本來就視遼國為平等的“大國”，朝貢體系在這裡已經開了一道縫，因此石越便想巧妙的加以利用。
但很快，宋廷就發現了其中的不便：當時與宋朝交往的國家，僅僅隻有遼國是宋朝認為可以平等相處的國家，其餘諸國，連注辇國這樣的天竺強國，都被習慣性的納入了朝貢體系之内，雖然對海外更加了解的宋廷心知肚明那并非大宋的藩屬，但傳統思維卻沒那麼容易改變。
至于對世界的了解日益增深之下，被宋朝許多士大夫承認可以與遼國相提并論的近西及泰西諸國（石越《地理初步》之地理概念，大抵西夏以西至中亞，稱為西域，西亞至東羅馬帝國稱為近西，東羅馬帝國以西，則為泰西），卻并未與宋廷發生直接的官方交往，因此自然也被選擇性的忽略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禮部主客司就顯得特别的清閑，也特别的刺眼，朝野上下幾乎一緻同意這是一個“冗司”，終于，這個機構在熙甯十二年走到了它的盡頭，宋廷首先決定将其事務全部并入鴻胪寺，在一個月後，就正式宣布裁撤主客司。
雖然石越始終堅持認為，國内之“蠻夷”亦是宋朝之臣民，将其與遼國通聘并屬于一個機構不倫不類，但他也無法阻止這種曆史的巨大慣性。
在宋廷看來，成為國家編戶的“蠻夷”自然可以歸入戶部管轄，但是那些羁縻州與不向國家納稅服役的“蠻夷”，卻隻能歸入朝貢體系之内，其與藩屬不過是程度不同的區别而已。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句話，從來都不是曆史的事實，但是這一點也不妨礙它深入人心，并由此為文化核心，形成了古老的朝貢體系。
石越一方面沉迷于朝貢體系帶來的既得利益——它使得宋朝對南海地區的經營名正言順，在将高麗與南海諸國納入華夏圈之時更加順理成章——因為華夏文明掌握了整個地區的話語權，使得那些當事國都承認朝貢體系是天經地義的，在宋朝擁有足夠實力的時候，這種觀念帶來的優勢是不可想象的，因為它能從心理上解除敵人的武裝。
但另一方面，石越卻清醒地知道，哪怕華夏文明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優勢，也不意味着其餘的文明便沒有自己的尊嚴。
人類文明并非是一座山峰，而是由群山組成，每個稱得上“文明”程度的人類社會，都可以有自己的山峰存在。
你可以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但是在心理上，你永遠需要去正視你的競争對手，否則，哪怕是再強盛的文明，總有一天，也會在高傲中迷失、堕落，被别人超越而毫不自覺，到那時候，便難免要付出慘重的代價。
古老的朝貢體系，在這方面是有缺陷的。
但石越既想享受它帶來的好處，試圖保持它的完整性，那麼在它之外生硬地另立一個系統，就不會是這麼容易的事情了。
禮部的主客司，甚至連禮部尚書王珪都覺得極其别扭，而且在實際事務上，也造成了相當大的不便與職權重疊，它被裁撤，事實上反映了宋廷效率的提高與務實。
所以，連石越也對此哭笑不得，不知道這件事究竟是好是壞。
除此之外，在宋朝各地，也發生了一些值得一提的事情。
在南方，熙甯十一年以前，廣南東路與廣南西路的稅收，其總和甚至都比不上荊湖南路一個大一點的州，而且因為運輸與市場的原因，海外貿易的交易點，海商人們往往也更願意選擇泉州與杭州等城市，而并非廣州。
這件事情在熙甯十一年終于發生變化，廣州的商稅在這一年正式超過潭州之全部稅收。
在廣南東路的移民數量雖然有限，但是卻帶來了更先進的生産工具與生産方式，使得當地農業也有了一定的進步。
前三司使曾布因此政績而受到朝廷的表彰，本來其高升指日可待，但另一件事卻影響了這件大人的仕途——為了溝通與荊湖南路、江南西路的交通，增加廣州對商人的吸引力，這位曾大人與薛奕、蔡确合謀，竟然從南海諸島及注辇國控制的小島上，擄掠了三千餘土人為勞工，用于修葺道路，溝通河道，其中有一半以上客死他鄉。
這件事情被一位派往廣南東路辦案的監察禦史發覺，一本奏章，讓曾布與蔡确各降一級，薛奕削侯爵，成為熙甯十一年下半年震動天下的大案。
宋廷因此也着手海外第一次人事調動，将狄谘調任廣州，曾布調任淩牙門，蔡确調任歸義城，而三地的監察虞候、常駐淩牙門與歸義城的監察禦史，也因為失職，全部罷職換上新人——這種程度的調動，既是考慮到南海地區在早期需要倚重熟悉情況的官員，又可防止他們在某地經營過久，形成尾大不掉之勢。
不過由此次調動，也知道了三地在宋廷心目中的地位：廣州最重，其次淩牙門，其次歸義城。
而在西北，熙甯十二年的春節，石越與劉庠正興高采烈看着地圖上的驿政網慢慢的延伸，眼見就要遍布陝西大部分地區。
而更讓人高興的是，重修三白渠等水利工程，也進展得十分順利。
不過，這種表象的背後，卻同樣有着殘酷的現實。
石越将留在陝西路的衆多西夏俘虜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下級軍官和勇武的戰士，被石越打散整編入宋朝的禁軍——按當時的慣例甚至可以獨立成軍，這些俘虜會毫不猶豫的向昔日的袍澤揮刀——向朝廷獻俘的那一部分，就被皇帝編成了一個營的完整編制，派往河北。
但為了謹慎，石越還是按自己的習慣，将這些人全部打散整編，老幼派往馬監，随軍工匠編入作坊，普通士兵則成為免費勞力——當然，名義上不是免費的。
這些人被告知，西夏拒絕了對等交換俘虜的建議，更不會出錢贖買他們，他們已經不可能回到故鄉。
唯一的出路，就是在陝西路的道路與水利工程完成之後，他們可以按自己工作量的多少，在宋朝的南方得到一塊大小不等的免征賦稅五年的土地。
無論這些俘虜對宋朝南方的土地有無興趣，他們都别無選擇。
石越不過是為了避免禦史的彈劾，減少道義上的阻力，用“南方的土地”為此來披上一塊稍稍溫情的面紗而已。
陝西路的百姓為了戰争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們得到戰争帶來的這一丁點好處是理所當然的。
如果為了所謂的道義，讓這些戰俘編成吃白飯的軍隊，或者便宜各級官僚，成為他們的私傭，卻還要征發陝西的百姓來修路通渠，在石越看來，這隻是一種僞善。
一開始還心存疑慮的劉庠等人，也很快接受石越的解釋：這些戰俘，不過就是沒有正式的名号，将薪俸折成了土地兌現的廂軍，如此而已。
宋朝的法律與道德都不允許野蠻的役使百姓，哪怕是他國的百姓。
在宋朝，蕃商如果在宋朝病死，他完全不用擔心自己的身後事，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