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裡出出進進。
”
“人們是怎麼發現了的？”
“怎麼發現他們逃走的？他們家有個女用人。
他們對女用人說，那天晚上她可以回去看看她媽，第二天八點以後再回來就行。
可第二天回來，她進不去門了。
她把門敲了又敲，把門鈴按了又按，就是沒人開門。
沒辦法，她隻好去問一家鄰居的太太該咋辦。
鄰居太太勸她去找警察。
警察來了也是又敲又按地鬧了一通，還是沒人開門。
這時警察就問了她一句，這家人付沒付她工錢。
她說沒付，而且連着三個月沒付了。
聽了這話，警察對她說，這他就清楚了，他們是逃債跑了，沒有問題是逃債跑了。
等他們進去後，果然發現屋裡空空蕩蕩的，凡是他們自己的衣服、書籍——據人們講台德·德律菲爾的書可真不少——就連一點點東西也不見了。
”
“以後就再沒有他們消息了嗎？”
“倒不是完全沒有。
他們走了一個來星期以後，那女用人接到了一封倫敦寄來的信。
打開信封，并沒有信，隻是一張郵局彙票。
這事照我看來總還算做得漂亮，他們沒有騙了那女用人。
”
這件事給我帶來的不安要比瑪麗-安大得多。
我是一個非常重視體面的青年。
讀者大概早已看出，我向來把我自己階層的種種傳統視作天經地義一般。
雖然大筆大筆的欠債在小說裡不失為某種豪爽舉動似的，另外放債人和讨債人也常常是我頭腦裡熟悉的角色，但真要是拿了人家東西而不付錢，我總認為是一種卑鄙龌龊的行徑。
每當人們在我面前談論起德律菲爾這家人時，我總是顯得非常不安。
人們如果說起他們是我的好朋友時，我會回答：“不用提了，隻能算是一般熟人，”如果他們問我，“這家人夠俗氣吧？”我的答話會是：“不錯，不過他們總還夠不上那最惡毒的蛀蟲吧。
”其實不隻是我，蓋洛威先生也給弄得夠狼狽的。
“其實我也沒有認為他們真有多闊，”蓋洛威對我講道，“隻是認為他們還過得去。
他們的房間裝飾得相當精緻，鋼琴也是新的。
我可從沒想到他們根本沒付過錢。
在享受上他們是一點也不吝惜的。
使我反感的是這種欺騙手段。
我以前同他們沒少來往。
我覺着他們也不讨厭我。
他們對人倒總是挺熱情的。
這話說起來也真讓人難以相信，可最後一次我們握手道别時，德律菲爾太太還邀請我第二天再去，這時德律菲爾還補了一句：‘明天茶點吃松餅。
’你能想得到嗎，說這話的前後他們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