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忍心來提她。
她患的是腦膜炎，于是我們把她送進醫院。
醫生把她安置在一個單間，允許我們陪她。
我永遠也忘不了她受的罪。
她一直哭個不停，可誰也無能為力。
”
露西的聲音哽咽了。
“德律菲爾在《生命之杯》裡寫的就是這件事？”
“一點不錯。
我總覺得台德夠好笑的。
他向來不忍心提起這事；可是卻把它詳詳細細地寫了下來，連那些零星小事也沒漏掉，甚至一些我當時沒太注意到的地方，他也全都寫了進去，我是在看後才又想起來的。
你也許會認為他這個人一點兒沒有心肝，其實也并非如此；他和我一樣心全亂啦。
每次夜晚我們走回家門的時候，他會像個孩子似的大哭起來。
這人夠好笑吧？”
正是《生命之杯》引起了那陣十分強烈的抗議風潮；其中孩子的死以及接下來的那段文字尤其給德律菲爾招緻了惡毒的辱罵。
那段描寫我至今仍然完全記得。
那的确是夠悲慘的。
但是筆調絕不脆弱，也絲毫沒有想賺讀者眼淚的意思，作者想要表達的實際上是他的一腔憤怒：這麼殘酷的折磨為什麼竟要落在一個幼小的孩童身上。
讀後你會感到上帝在最後的審判日也不能不對這類情形做番解釋。
這是一段氣勢非凡的精彩文字。
現在我們想要知道的是，如果幼兒之死這段取自真實生活，緊接着的那段是否也是這樣？要知道，正是這件事觸怒了九十年代的英國社會，另外也正是這件事使得批評家們不僅痛罵這是冒犯，而且還斥之為誕妄。
在《生命之杯》裡，那對夫婦（他們的名字我記不起了）在孩子死後從醫院回到家裡來——他們都是窮人，在這個破舊的住處生活夠拮據的——喝了杯茶。
這時天色已經不早，快七點了。
一個星期的焦慮和勞累早已使得他們憂傷過度，精疲力竭。
他們彼此一句話也沒有了。
他們隻是痛苦地默默坐在那裡。
幾個小時過去了。
突然妻子站起身來，走進卧室去戴帽子。
“我出去一下。
”
“好吧。
”
他們住的地方離維多利亞車站不遠。
她順着白金漢宮路走去，穿過公園，然後出了皮卡迪利，緩緩向着賽克斯廣場走去。
一個男的細看了她一眼，躊躇了片刻，然後轉過身對她說：
“晚上好。
”
“晚上好。
”
她也停下腳步，微微一笑。
“你能和我一起去喝點什麼嗎？”他問她。
“我不反對。
”
于是他們走進了皮卡迪利一條小街上的一家小酒館，這裡正是那種妓女拉人，嫖客常來的地方。
他們坐下來喝了一些啤酒。
然後她便和那陌生人有說有笑地聊了起來。
她還信口開河地胡謅了一篇自己的身世。
很快他便問她是否可以和他一起回家；不，她說道，那可不行，不過可以去旅館開個房間。
接着他們跳上了一輛馬車，去了布盧姆斯伯裡，要了個房間過夜。
第二天一早，她乘公共汽車回到特拉法爾加廣場，步行穿過公園；她到家時，她丈夫正準備吃早飯。
早飯後，他們又返回醫院去辦理孩子埋葬的事。
“你能告訴我件事嗎，露西？”我問道，“書裡孩子死後發生的那些——那些事是真的嗎？”
她疑疑惑惑地望了我一陣，唇邊又泛起了微笑，那依舊美麗的微笑。
“好吧，反正已經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說說又有什麼打緊？我并不在乎對你實說。
他寫的那些并不全對。
那隻是他個人的猜測罷了。
使我吃驚的是，他居然想象出了那麼多的東西。
真實的情形我并沒有向他講過。
”
露西取出了一支煙，略帶思索地把煙在桌子上輕輕彈着，但并沒有點着。
“我們從醫院回來的情形正像他寫的那樣。
我們是走着回來的；我覺得我在馬車裡邊坐不下去。
我覺得我身體裡的那顆心全死了。
因為哭得太久，我已經再也哭不出來了。
我太累了，台德安慰我，可我對他說。
‘看在上帝的分上，閉上嘴吧。
’以後他也就沒有再說什麼。
那時候我們的住處在沃廳橋路，我們住在二層，隻有一間起居室和一間卧室，這也是我們不得不把那可憐的小東西送進醫院的原因；我們那種住處沒法給她養病。
再說房東太太也不讓留在家裡，最後台德說去了醫院也許能照顧得好些。
房東太太倒不是個壞心腸的人，嘴頭上尖刻一點罷了。
台德過去和她一聊就是一個鐘頭。
聽到我們回屋，她走了進來。
“‘孩子今晚怎麼樣了？’她詢問道。
“‘已經死了，’台德回答她說。
“我當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随後她給我們端進茶來。
我什麼也不想吃，可台德還是硬讓我吃了些火腿。
然後我坐在窗前。
房東太太進來收拾桌子的時候，我頭也沒回。
我誰也不想答理。
台德開始看起書來，至少是裝着在看。
其實他一頁也沒有翻；可淚水已經弄濕了書本。
我的眼睛一直望着窗外。
當時已經六月底了，六月二十八号，天還很長。
我們的住處正好把着街角，所以我就隻顧望着那旅店裡進進出出的人，來來往往的電車。
我覺得時間實在是長得沒有盡頭；可又像沒過多久，我猛地一下發現外面已經黑了。
街燈閃爍，行人熙熙攘攘。
我忽然感到困乏極了，兩條腿重得擡不起來。
“‘為什麼不點上煤氣燈？’我問台德。
“‘想要點嗎？’
“‘這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