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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給自己提個要求：每天找出一件新景象，過去沒注意到的地方重新注意，每天記一條，看看能記下多少條，這樣能逼着你自己去發現過去看不見的東西。
另外，在記的時候，想說什麼偏不那麼說，而設法讓人看了得出你的結論。
比如你想說一個女人很漂亮，你就不說漂亮兩字，你隻寫她的形象出來，讓别人讀後感覺真是漂亮。
你想罵一個人，也不罵他，但寫出來讓人讀後感到這家夥真不是人。
從那以後，我養成了記生活手記的習慣。
對社會、對人生總想多看多了解。
天翼同志說，觀察要不帶情緒，要非常客觀，這樣才接近真實，并能引起别人同感。
當了右派以後，不敢再往本上寫筆記了，怕被拿出來歪曲解釋，作為抗拒改造的罪證。
就每天睡覺前把看到的事在腦子裡過一遍，重新思維一成。
經過兩年多，沒有記錄，好多事都忘了。
但沒有忘的恰是最值得記憶的。
我從文學講習所出來以後，寫了一篇小說《在懸崖上》（1956年秋）發表在《處女地》，接着在《文藝學習》轉載。
當時紅了一陣，我也有點暈乎，覺得這回真是要當作家了。
1957年趙丹來找我，約我把這篇小說改成電影劇本，他先付1000塊錢訂金。
我正悶頭改寫劇本，全國作協叫我去開會。
一共通知了四個人，我、林斤瀾、劉紹棠、從維熙。
作協兩位領導跟我們四位年輕人談話，内容就一個，就是要正确認識自己的責任，響應号召參加大鳴大放。
作為青年人，作為共産黨員，你們不帶頭誰帶頭？什麼時候不能寫作，非這幾天寫？什麼時候不能下鄉呢？非現在下鄉？當時劉紹棠正準備第二天下鄉去，票都買好了。
隻好把票退了。
我也把正寫的劇本停下了。
按黨的号召參加大鳴大放。
過了幾天，到5月16日那天，報紙上登出《這是為什麼》。
反右正式開始了，緊接着報紙上批判劉紹棠。
有一天我在南河沿碰見王蒙同志。
他對我說：“鄧友梅，你可要小心，你跟我不一樣，我比較謹慎。
你太愛亂說，現在反右了，你要注意一點。
”過了沒半個月，王蒙也被揪出來了。
我當然不敢多說話了。
這時領導又來找我說話，說你當不當右派就看你自己的表現了。
現在要批評劉紹棠，這是黨對你的考驗。
看你是什麼表現？我很想借着批判劉紹棠擺脫我自己，于是準備了一個發言。
我對劉紹棠“反黨言行”不知道，隻知道他下鄉時，要讓家裡人蒸點饅頭帶着去，鄉下飯難吃，到老百姓家吃飯也麻煩，所以下鄉去總帶着幾斤饅頭。
我批判他時就給他上綱說：劉紹棠，你深入到農村生活，還帶着饅頭！你還能像農民的兒子嗎？底下聽衆一聽就鼓掌。
正在鼓掌時，走上來一位領導者宣布說：“大家不要鼓掌，鄧友梅也是右派。
”這時我才知道，自己早被定成右派了。
要是早知道就不來開會了。
從此22年沒有再寫東西，也沒有再作寫東西的準備。
連日記都不寫，整整20多年，除去寫思想彙報和認罪書，沒動過筆。
“文化大革命”中我又重新戴上了右派帽子，到1976年對我寬大了一點了，摘掉右派帽子，便讓我提前退休。
退休後我回到北京，這時已妻離子散。
家中隻有我一個人。
派出所還老讓我彙報跟什麼人有接觸？又有什麼運動思想？我隻好每天到“陶然亭”躲着。
“陶然亭”有一批劃到另冊的人天天一塊打拳。
那裡有大喇叭可以天天聽廣播，所以沒事就愛上那兒去。
陳毅同志去世的時候，我心裡很難過。
我從小在新四軍軍部，認識陳毅同志，當了右派以後，無處可訴，就給陳毅同志寫了一封信。
沒過一個月，單位領導找我談話，說陳毅同志回信并說隻要有政策給右派摘帽子，第一個就給我摘。
這使我非常感激。
聽到他去世，我心中非常難過。
但又無人可傾訴，我就斷斷續續把回想起他的一些小事記了下來。
沒有題目，隻是些片斷。
寫了一些陳毅的故事。
粉碎“四人幫”後，茹志鵑到北京開會，專門來看我。
在給她做飯時，為了叫她能安穩地坐着，沒别的事好叫她幹，就找出這幾篇亂寫的東西給她看。
誰知她看完後竟說：“你把它改成小說好不好？”我說：“改小說幹什麼？沒有人會發表我的東西。
”她說：“你改出來我拿去試一試，不說我們認識，争取先發表出來。
萬一發表後有人反對，就承認情況調查不細，疏忽了。
”我考慮沒必要叫她替我冒險，她說：“你才40歲，既沒工作單位又沒事可做，這怎麼行？光明日報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标準》聽說大有來頭。
局勢也許會好轉……”我照她說的改了篇小說。
小說改了兩篇，她認為可以發表了，給我勞動改造時的工廠寫信，請保衛科替我寫了一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