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此人勞動改造期間沒發現新的罪行。
”既然沒有新罪行，茹志鵑就給我在《上海文學》發了。
起名叫《我們的軍長》。
沒想到“四人幫”剛打倒後第一次全國小說評獎，《我們的軍長》被評了個一等獎。
接着，劉紹棠、從維熙、王蒙等陸續回到了北京，重新動筆寫作了。
一下子引起極大轟動，成為新時期文學的一景。
這時我已經40多歲，好容易從被群衆專政狀态中解脫出來，又拿起筆來冒險值不值得？我要認真考慮，要寫就得寫出點模樣來。
若隻是寫兩篇文章在報刊發表一下，沒多大特色，就犯不上花這工夫了。
寫作好比跑馬拉松，起跑的時候有上萬人，跑到一半連5000人也剩不下了。
到最後5公裡堅持下來的人怕連1%都沒有。
到沖刺階段隻有三五個人了。
若不跑到沖刺就不要跑。
文學的沖刺是怎樣沖法呢？中國人愛随大溜，而文學就決不能随大溜。
王蒙寫意識流被注意，我就決不能跟着寫。
就算跟着寫的也有點模樣了，人家說“鄧友梅不錯，寫得有點像王蒙了”。
我40多歲的人弄個像王蒙有什麼勁？劉紹棠寫運河我也不能跟着寫運河。
我必須找一找有哪些東西是他們沒有而我有的。
要有自己所長勝别人之所短，經過衡量比較，我終于琢磨出自己的強項。
王蒙是北京清華園長大的，他父親是大學的知識分子，他生活在知識區，對北京小市民的生活沒我了解地道。
劉紹棠也是北京人，但他是通縣農村人。
我雖然不是北京人，但來北京很早，一進北京就參加做安排舊皇親貴族生活的工作，熟識了一部分八旗子弟。
小時從大人嘴裡聽說的在旗人都是又愛吃，又愛吹，講求面子卻沒本事掙錢的一族。
我們參加安排八旗子弟的工作後，發現以前對他們的看法不全面，甚至有成見。
旗人平均的文化藝術修養比我們漢族人高。
再進一步細了解，在琴棋書畫、音樂戲劇、消閑美食文化等方面，學問很深。
一個非常有文化教養的群體怎麼垮到這麼窮困的地步呢？原來清朝一入關，掌握了全國的政權，皇帝就下了一道聖旨：滿洲統一了中國，全民族成員都有功，從此旗人男子一出生就有一份俸祿。
從今後旗人不許做生意，不許學手藝，不許種田。
學文要當文官學武要作武将，起碼也在旗裡吃一份錢糧！這是勝利者的特權。
恰恰是這特權帶來了悲慘後果。
一旦清朝帝制倒台，沒有了政權撐腰，他們的後代連混飯的本事都沒有了。
要飯都趕不上漢人，因為他們拉不下臉來。
“文革”中我被定為反革命，在工廠勞動改造，氣溫零下40度，沒有住處。
花140塊買了個地震棚居住。
有一個京劇團的朋友竟要求和我來同住，他也被打成反革命，因為他是大清國駐歐洲某國欽差大臣的女婿，是大清國内務府大臣的嫡孫。
他沒地方住，溥儀被趕出宮就在他爺爺任上。
他連買地震棚的能力都沒有，隻好找我搭夥。
我們在一個炕上住了四五年。
我從他那裡感受到不少旗人貴族的特色。
文學是語言藝術。
光熟悉生活不行，還要有表現生活的特色語言。
打成右派後，好幾年我在北京勞動。
家在右安門，在德勝門外工作，每天下工路過天橋，我都到茶館聽說書。
故事我都知道，就是為了聽藝人用北京土話述說故事的功夫：因此我比王蒙、紹棠更能使用北京市民口語。
我發現掌握北京語言，了解旗人生活狀态，和他們比這是我的特長。
我就試着用北京市民的心态語言描述北京人的故事，先試着寫了個《話說“陶然亭”》，發表後反應甚佳。
接着又寫了《尋訪畫兒韓》、《煙壺》、《那五》。
同時也沒有放棄寫其他熟悉的生活，隻是寫别的用另一套語言。
隻有寫北京人的生活我才用北京土語。
其實我寫戰争花的工夫最大，我認為那才是主旋律，歌頌革命英雄人物，寫革命曆史，但除了《我們的軍長》、《追趕隊伍的女兵》兩篇作品得了獎，其他都沒有什麼反響。
說實話，我寫北京題材的作品時最省勁兒。
寫京味作品，我隻注重有趣和有味，更多着眼于過去的時代，消失的曆史。
寫《煙壺》時本并沒有想寫愛國主義。
後來覺得想光寫藝人的生活經曆分量不大，就加上了反對帝國主義内容。
但隻是着眼于那樣的曆史背景下普通人的生活命運。
北京從元朝起作為國都幾百年，任何一家老百姓的起落興衰跟全國的政治局勢跟全世界的政治局勢緊密聯系在一起；隻要認真地反映了一家百姓的命運，就能把那一時代的整個曆史背景折射出來。
過去學了文藝理論，總想用小說去套理論，所以寫不好小說。
隻有當你的小說無意去套理論，而所表現的生活讓人得出這樣的結論時，這才是小說真正起的作用。
我寫京味兒作品，也寫戰争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