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薯，随後摻一半蘿蔔，再往後摻大部分蘿蔔葉。
華工餓得受不了，逼得在勞動空暇到海邊撿海草，從船上扔下的橘子皮，拔野菜充饑。
日本監管人認為這違犯了“擅離職守”和“單獨行動”兩條紀律，發現後就狠狠懲罰。
我有次到海邊撿了點海草吃，被工頭發現後打了一頓後又報告給華工管理人員，下班後全組人除為我挨了幾個耳光外，還罰掉我的晚飯，并且命令我：“飯不許吃，可是晚飯禱詞要跟大家一塊念！”日本人規定華工吃飯前要面對飯碗背一遍祈禱詞，閉上眼默禱三分鐘才可以動筷！
被法西斯思想毒化了的少數日本人，不把中國人當人待，視華工生命如草芥，常常為一點芝麻小事，甚至毫無理由的殘害華工。
秋田縣鹿島組一個老華工，也就像我一樣餓得受不住，從地上拔了根草吃，日本人就毒打他、摔他、用燒紅的烙鐵燙他，華工忍無可忍，奮起反抗，由此就引起了那場駭人聽聞的“花崗慘案”！
三
日本法西斯分子對華工的思想統治更為殘暴。
常常在勞動一天之後，睡覺正熟時警鈴大作，日本監督拿大棒把華工打起來，叫大家都赤身站在自己鋪位前，沖進一批警察來進行突擊式搜查。
發現有人偷着寫了家信，或是有反抗嫌疑字紙，馬上扣上手铐逮捕。
在勞動場地，日本軍方派來監管華工的“勤勞部”人員，也進行突然性襲擊。
有天我正幹活幹得連氣也喘不過來，一個勤勞部（軍方派駐廠中管理華工的部門）卻把我叫下機器，冷不防問道：“你說蔣介石跟汪精衛誰是好人？”幸虧我當過八路軍交通員，馬上意識到這是兩個政權的代名詞，就裝傻充愣反問他：“這兩人是哪個車間的？我怎麼一個也不認識？”他打了我個嘴巴，罵了聲“混蛋”轉身而去。
答得稍有差錯，就得送進警察署“懲戒”了。
還有一次我帶病勞動，被監工認為是有意怠工，狠打一頓後，心中痛苦萬分，無意間在破水泥紙袋上寫了“忍耐”兩字，不巧被勤勞部的人發現，他們就追問我：“你寫這兩字是什麼意思？是對這裡不滿意嗎？”我隻好說：“我在生病，我要叫自己忍耐住病痛……”那小子斜了我一眼說：“你的病大概是偷着到海邊挖蛤蜊吃，撐出來的吧！”事情過後，難友們都替我松了一口氣，一個平時不說話的人批評我說：“以後不要胡寫，有什麼話隻在肚子裡說。
你唱一百遍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他們也聽不見。
啞巴吃黃連，苦在肚子裡算了！”
在強制勞動的同時，日本還加強奴化教育。
他們規定華工對日本隻能稱作“内地”，不能說“什麼時候到了日本”，要說“什麼時候回到内地”。
在僅僅上過一星期日語課後就下令，即使隻有兩個華工在一起時也不準說中國話，必須用日本話交談。
早晨進廠後要作“東方遙拜”，幹活前要背“社訓”，飯前飯後要念禱詞……
四
敵人的壓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