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殘害，更增強了華工懷念祖國，向往抗日的熱情。
恐怖手段并沒有能壓熄華工的反抗怒火。
憑直覺我知道有幾個人是有來路的（回國後知道了他們身份，證明我的估計不錯），即使在那樣的條件下他們也不動聲色地做了許多工作。
有人用僅有的換洗衣服跟工人換來白糖，而不久有的電機就燒毀了，同時華工中就悄悄傳播白糖摻進潤滑油中澆人電機内可以造成燒機事故的“秘訣”。
諸如此類的事不斷發生，日本人用分化、逼供辦法追查許久，到我們回國也沒查出個究竟。
坦白地說，一群在國内時政治信仰并不一緻的人，來到敵國都站穩了“自己是中國人”這一立場，團結成一股力量。
最令人難以相信的是，我恰是在日本國土上第一次讀到的《大衆哲學》和《革命人生觀》這兩本書。
至今我不明白，在日本人那樣嚴密檢查，反複搜索下這些書是怎麼弄到日本，并在華工中傳閱而又始終沒被發現的！隻這一件事就堅定了我們一個信念：“中國不會亡！”
當然在回憶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時，我也不會忘記善良、友好、愛和平、有同情心的日本普通老百姓。
張海迪同志訪問日本時，那位義務替她推輪椅；中國山東兒童藝術團訪問日本時，義務照顧孩子們生活，領他們旅遊的老人中元幸廣，當年就是我們的舍監之一，是唯一不打華工的舍監。
多少年來他獻身于中日友好，退休後每年自費來中國學習中文，以便有中國朋友訪日他能更好地服務。
那年，他從報紙上知道我到了日本，千裡迢迢從山口縣趕到東京，跟會務人員說：“我是來向鄧先生賠罪的，他在這裡受苦時我沒能盡力保護他，我要向他道歉，希望你們能叫我見他一面。
”在我開會期間，他竟然在我住的飯店對面小旅館中租了一間房，隻為了每天在我休息時跟我見上一面。
我問他為什麼對中日友好這麼熱心？他說：“中國人給了我深刻的教育。
中日兩國人民不是敵人，我們共同的敵人是戰争，是殘暴的軍國主義分子，我們兩國人民應像兄弟那樣相處……”當年與我一同在那工廠勞動過的一個小姑娘現在已經作了祖母的朋友，聽說電視上出現了我的形象，馬上要求電視台專為她放一遍認一下是不是她認識的那個人。
電視台應邀放過後，她就打聽我的行蹤，一直把電話打到我在奈良的住地，頭一句話就說：“真對不起，當年沒法保護你不受欺侮……”而她自己的家人，戰争後期完全死在廣島的不幸中了（我勞動的地方距廣島隻有18海裡）。
那些把殺人放火、侵略别國領土、擄人為奴的戰争至今仍謊稱是“解放亞洲人”之戰的先生們，他們隻講日本是遭到過原子彈轟炸的唯一國家，卻從不講為什麼原子彈會落在日本，更不講是誰使發動侵略戰争的後果落在普通日本人民身上！正因為如此，中日兩國人民更需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為不使曆史悲劇重演而攜手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