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我們已取得了多麼大的勝利，這勝利對每個人的命運又有多麼深刻的影響，這次來日本，我見到每一張歡迎的笑臉，聽到每一句充滿友情的談話，都使我充滿了對我們國家的感激和熱愛。
我希望我的國家變得更富強更美好，為了她的富強，我甘願獻出自己全部的心血和生命！
到山下，工廠為我們準備了豐盛的宴會。
席間，齋藤先生再次提議要我把和德山的關系寫下來。
工廠原有個文學愛好者小組，今後要改成“鄧友梅作品研究小組”。
我對他們的厚意非常感謝，我認為用我的筆為日中友好盡力，是無可推卸的神聖責任。
回到廣島，我還久久不能平靜。
我為德山人民重建了生活而喜悅，也為自己承受了過多的友誼而激動。
但是沒有打聽到百合子的下落，不免有些惆怅！這種怅然若失的心情，一直跟我到京都。
一天晚飯時，“講談社”的朋友佐藤先生興高采烈地跑來喊我：“快，你的朋友叫你給她打電話！”
“哪裡來的？”
“光市，一個姓西村的女士！”
我按電話号碼撥了過去，一聽到回答，急忙說：“我是鄧友梅，哪一位找我？”
“鄧友梅先生嗎？”我答應以後，那邊停頓一下，依稀聽到壓抑着的哽咽聲，終于說道：“我是田中百合子！”
我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又問了一遍，才相信說話的正是她。
她說她已搬到光市多年了，昨天有個朋友告訴她，在電視上看到我訪問德山，她不相信，要求電視台為她重播一次。
在電視上她看到果真是我，趕緊打電話找我的地址，才知我已到京都了。
“真遺憾哪，沒能和你見面。
”
“三十多年前，聽到廣島落原子彈的消息，我很為你們擔心，你家裡人都好嗎？”
電話裡沉寂好長一段時間，然後一個低微的聲音說：“全死了，隻活了我一個人……”
我找不到任何話來安慰她，隻能祝願她今後幸福平安。
她希望能見到我。
但京都、光市千裡迢迢，我無法再找出獨自活動的時‘間了。
感到安慰的是她一家現在生活美滿，她的丈夫托她向我問候。
臨行前，我又打電話向百合子告别，我們幾乎說了同樣的話：共同度過那段艱苦時日的朋友不多了，要珍視這患難友誼，讓我們留下的這些人繼續為日中友好而努力。
補記
寫完這篇文章，我接到西村百合子（婚後随夫姓西村）寄來的信。
她是由于許多當年夥伴在電視上看見我以後，給她打電話才知道我去了日本的，她說，聽到我在革命後成為作家的消息，心裡很激動。
她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孩子都已經大學畢業，結婚後獨立生活了，現在她和愛人在一起共度晚年。
如今雖然年過半百，滿頭華發，但35年前相處時的情形，還像是近在眼前。
35年來，高興的事很多，悲傷的事也很多，不是一下講得完的，以後一點點地談吧。
35年日本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隻有友誼沒有變，希望我們兩國人民永遠友好下去。